论慧远与何无忌沙门袒服之辩

随着外来佛教向社会生活的渗透,尤其是东晋以来僧人与社会上层的交涉增多,僧人章服仪轨与传统礼制的差异,作为一个文化问题而变得明显起来,引起士流的关注。除了一再出现对僧人不拜王者感到格格不入,晋宋之际还出现关于僧人袒服、踞食之习的质疑。相对说来,袒服问题较之于踞食问题可能更为紧要。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从联日到联俄:李鸿章与《中俄密约》的签订

李鸿章外交的最大失败是对日交涉,甲午之败使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他对日本极端仇视,在外交上也由"联日"转向"联俄拒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联俄"政策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李鸿章作为缔约人受朝野指责,学界关于李鸿章在密约问题上的责任亦莫衷一是。究其实,《中俄密约》是清政府"联俄"外交的产物,也是俄国为实现"借地接路"而精心策划的外交阴谋与骗局的结果,李鸿章作为《中俄密约》的交涉者与签订者,虽是奉旨办事,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了摆脱日本的控制,毅然改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他对内进行"东北新建设",增强东北的实力,以抵制日本势力的入侵;在对日外交上,他设法限制或抵制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甚至公开实施对日抵制政策,并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的实施,一方面维护了国权,促进东北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日本以"中国官民共同排日"致使"满蒙危机"为借口之一,打造战争舆论,发动九一八事变。     

明清鼎革期间朝鲜与日本的交邻关系——以情报交涉与文化角力为中心

明清鼎革期(1644—1683)是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争夺正统的殊死角力时期,不仅仅是中国内部"改姓易号"的朝代更替,也引发了东亚国际格局的大震荡。通过考察《燕行录》《海行总载》等使行记录以及日本韩国现存的笔谈史料,可以看出朝鲜对清外交的重心集中于搜集清朝的政治军事情报,以因应华夷秩序的可能变局,而朝日外交则呈现情报交涉与文化交流交错的特征。1655年的通信使团将注意力集中于诗文酬酢以宣耀文华,而1682年的通信使团则重视搜集关于三藩之乱及明郑政权的军事情报。对于朝日之间的外交往来,无论在政治抑或文化领域,都不能忽视表面上缺席的清朝所施加的巨大影响。     

试论17世纪初的中韩交涉与东北亚国际格局

17世纪初期,东北亚大陆由于后金政权的崛起,以明鲜国交为中心的东北亚格局发生了变化。朝鲜光海君执政时期,为应对东北亚格局的变动,分别展开了对中国后金政权和明朝的外交交涉,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景颇族原始生死观浅析

本文分析了景颇族原始生死观的产生和形成 ,初步探讨景颇族原始生死观中的两个世界及两上世界的交涉与渗透。按照景颇族原始生死观 ,生者生活的世界和死者生活的世界之间有密切的交涉和渗透。生———死———鬼二界相对立而存在 ,而又相互沟通。     

二战末期驻越法军退入中国及战后重返越北论析

文章主要探讨了在1945年3月9日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政变”后,法国驻越南的殖民地军队一部约五千人在抵抗失败后退人中国及在战后重返北越的交涉过程。驻滇法军返回越南的交涉,实际上受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处理越南问题上的双重性特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