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神话与空间非正义:从本雅明、哈维到索亚

19世纪中期奥斯曼主持下的巴黎改造不仅打造出了现代大都市神话,也代表城市规划进入了崭新的时代,然而这一经典案例却引发了本雅明、哈维和索亚等城市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本雅明着眼于巴黎城市居民的空间体验,从美学出发探讨了空间剥夺和城市异化;哈维聚焦于巴黎城市的空间生产,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揭示了空间不平等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联;索亚专注于巴黎城周边的城郊住宅区,从城市地理学出发审视空间非正义与社会控制的联系。三位理论家关于巴黎城市改造的观点不仅为我们理解城市规划中空间非正义提供了重要维度,也为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改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云南省经济发展多维时空差异及对策研究

按照时间序列,运用增长率、离散系数、锡尔系数三个度量指标,从三维空间分析云南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得出基本结论:1云南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空间差异逐步缩小;2西北、西南、东部增长率高于中部区域,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增长率高于非少数民族区域,边境地区增长率高于非边境地区;3云南省整体、中部区域、非少数民族区域、非边境区域的离散系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总体上不断缩小的趋势;西北区域、东部区域起伏中有上升趋势;边境区域、少数民族区域变动不大。4从锡尔系数时空变化来看,西北、西南、中部、东部区域间差异是云南省整体差异的主要成分,且中部区域内差异较大;边境与非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聚居与非少数民族区域间差异较小,但区间内差异较大,又主要体现为非边境地区、非民族区域内部差异较大。在此基础上多角度分析时空差异演变的原因,并结合新常态发展机遇为缩小差异提出合理对策建议。     

理论观照与实践反思:乡村振兴道路背景下产业融合探究

为从全球性现代化的视野观察中国现代化道路,通过在湖北西部（鄂西南、鄂西北）、渝东南、贵州（六盘水、遵义、黔东北等）等地烟草行业综合体建设进行调查,对城乡融合发展中的产业融合进行综合考察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的乡村振兴从“战略”提升为“道路”,表明中国式“两条腿走路”的三农现代化道路认知正式成形,乡村振兴道路在本质上讲是“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就地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是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走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政府是“主导”、乡村是“主场”、就地现代化是“主道”、产业融合发展是“主业”、内生发展是“主流”、三农工作队伍是“主体”、城乡等值发展是“主向”,再从土地流转关系、政策法规、主导产业培育、共享经济平台建设等方面,培育和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融合工程。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逻辑与路径——产业发展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从脱贫攻坚的“产业扶贫”到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折射出产业发展对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根本性作用。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调研中发现的产业扶贫市场机制不彰、可持续性差问题,本文首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论为基础,提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即应根据当地资源、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禀赋结构,依循“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的双重逻辑,培育和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形态,并构建多主体激励相容的参与机制及利益分配机制。进一步,基于对深度贫困地区符合上述逻辑的产业扶贫模式的多案例分析,从微观层面探讨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如何协同推动扶贫产业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并带动贫困户获取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收益: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的有效发挥将本地资源禀赋变成有市场的产品,政府因势利导对企业进行扶持激励并协调提供软硬件服务,从而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并形成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扶贫产业;在可持续产业带动下,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链订单生产、直接就业,以及将土地租出、到户扶贫资金入股企业等方式获取收入,提高内生发展能力,从而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促进人的发展和福祉提升的最终目标。最后,就进一步推动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地理空间视域下斯达尔夫人与刘师培南北文学论比较研究

尽管斯达尔夫人和刘师培分处东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但是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与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具有重要的比较诗学研究价值。斯达尔夫人的欧洲南北文学论和刘师培的中国古代南北文学不同论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都引入了地理空间视域,其比较诗学研究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域引入的不同理论背景、历史背景、理论内涵;二是地理空间视域下语言维度研究进路的异同;三是吊诡的倒转性：北方浪漫主义、南方古典主义与北方古典现实主义精神、南方浪漫主义精神。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     

“顽疾”还是“误诊”？产业扶贫“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探究

产业扶贫中“内生动力不足”是阻碍脱贫攻坚获胜的难题。以豫北黄河滩区Q乡为例,对扶贫项目运营情况进行长期调研,深度剖析“内生动力不足”产生的根源。调研发现,产业扶贫项目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是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因素,认知评估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能有效揭示项目风险影响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的内在作用机理。贫困户会对项目风险进行全面评估,认为凭借自身资源无力应对,同时为避免自有资源遭受损失,进而对扶贫项目表现消极,产生“内生动力不足”问题。为此,从健全防御配套设施、避免官僚逻辑、弱化精英偏好、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化解项目风险,是提升贫困户“内生动力”、促进产业扶贫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