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

明初京畿地区农业状况,是涉及明朝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明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诸如移民垦荒、军事屯田、兴办水利、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和减免赋役,实施赈济等一系列措施,使遭受长期战乱而残破的京畿地区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在耕地面积、人口数目和赋税额数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增加。这为明朝建都北京和北部边境的防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明代中后期及整个清代环渤海地区经济的振兴,准备了条件     

明人诗文里的北直隶印象——由边塞到京畿

明代北直隶地区,大体包括今日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大部,金代之前,此地多为边塞,带给时人浓厚的边疆色彩,从许多文学作品可以得到这一印象。自金代定鼎燕京开始,河北地区由辽宋对峙的边疆开始转变为中央帝国统治的中心,这一地区也由边塞文化占主导的文化取向逐渐演化成了京师文化潮流带动下的京畿文化风气。北直隶地区自身文化取向由此兼俱京师与边塞的特征,京师之繁华辐辏、边塞之苦寒凄凉共同汇聚于这一地区。这里本是中原王朝捍御北方边患之所在,在成为京师之后,文化面貌逐渐发生变化。通过明代相关诗文的印证,力图揭示其中北直隶印象的形成与转变。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职官演化与孙思邈生年考

两《唐书》中关于独孤信见到孙思邈之事是孙思邈生年考证的一条主要材料。然而,由于史料对独孤信同一时期所任官职有三种记载——大都督、总管和刺史,故而一些学者提出这一材料不足为信。事实上,从职官制度考察,总管是由大都督演化来的,刺史也曾兼任都督。三种职官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史家对独孤信官职记载用了三种名称,给后人造成了误解。因此独孤信见到孙思邈之事是可信的。这是对孙思邈生年考证的新的推进。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明永乐时期环渤海地区的海防

明朝建国前后,倭寇大举入侵中国沿海,环渤海地区成为重灾区,直到永乐时期仍很严重。朱棣迁都北京后,环渤海地区海防地位凸显。为加强京畿海防,他采取各种措施,如敦促地方将士积极防御,派遣舟师巡海,命令海运将士剿倭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尤以望海埚一战影响最大。与此同时,他还在洪武海防建设的基础上,完善海防机构、设施,在渤海内部、地近京畿地区陆续添设了诸多卫所,并设置了海防营和备倭都司、备倭总兵官等,初步建立起区域协同作战体制,对后世海防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