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论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观念,不管在我国近代刑事法律中,还是在西方的古代和现代法律中,都有肯定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若能为我国目前刑法的量刑理论所接受,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一个台阶,因此,应当肯定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适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探讨容隐权的设立、亲属的范围等相关问题.     

“以身立教,为人师表”

师爱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这是每一位班主任都熟知的道理。首先,"亲其师,信其道",班主任爱护和关心每位学生,学生就乐于接受他的教育和管理。作为班主任,热情关怀,热心帮助,多跟学生进行情感交流,使学     

清代丈夫惩戒权研究——从《刑案汇览》中看理与法容忍的家庭暴力

清代传统家庭伦理影响下,丈夫享有惩戒权,可以对不孝顺长辈的妻妾殴打致死。当时的律法对这种家庭暴力从轻发落,认可了丈夫的惩戒权。《刑案汇览》中的诸多判例均反映出丈夫在实施惩戒权时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必须以＂亲告＂为前提,不得恣意为之。     

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     

特殊教育中的亲社会行为培养

成人的榜样示范对培养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有着重要作用,亲社会行为就是对他人有利、有益的行为,它是一种积极良好的社会行为,有利于建立融洽的集体关系,对于生活在福利院集体环境中的,亲社会行为的培养不仅是融入集体环境的必要环节,也为他们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打下基础。     

宋代法律价值冲突的整合 ——以"亲邻法"为例

宋代是开启中国近世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宋代"亲邻法"规则不断演进的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法的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华"和合"文化、"情理法"一体的司法理念对法的价值之间张力的调适和整合。宋代"亲邻法"规范的变迁既推进了田宅交易自由和效率,又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家族伦理秩序,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强大的聚合力。这一法律制度变迁蕴涵的法的价值理论、昭示的"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的法律哲理,对变革中的当代中国具有史鉴价值。     

苏格拉底是否主张子为父隐——兼评郭齐勇与邓晓芒关于《游叙弗伦篇》的争论

最近十多年关于"父子互隐"的论战一度波及苏格拉底。一方认为苏格拉底主张子为父隐,另一方认为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双方针锋相对,都指对方误读了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通过对《游叙弗伦篇》的解读和相关资料的考证,可以发现,苏格拉底的确质疑游叙弗伦告父杀人,但他质疑游叙弗伦的原因并非因为主张子为父隐,而是因为不能确定游叙弗伦的父亲是否犯有杀人罪,不能断定游叙弗伦告父杀人是否虔敬。《游叙弗伦篇》既未断言苏格拉底赞同子告父罪,也未显示他主张子为父隐。     

奥运广告营销策略

当今是"注意力"消费时代,一家企业要在众多的商家中脱颖而出,抓住人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关键的,而奥运会无疑给商家提供了这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如何利用好奥运商机关键在于企业理性地分析,对自身有一个清晰的定位,找到与"奥运"契合的点,这样才能使奥运广告价值最人化,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进攻试剂的亲核性与碱性

本文就进攻试剂的亲核性与碱性的异同点,讨论了决定试剂亲核性的电荷、碱性、可极化性及有效体积等因素,并对亲核试剂的双位反应性作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