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

什么是文明转型？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及相关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为文明转型。例如1万年前，在人口资源的压力下，人类从渔猎采集文明向游牧、农耕文明转型，标志性的技术突破是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尤其是铁器的普及，使小农农耕生产组织方式成为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对和谐的追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共同诉求。而这种理念和行动早已完整地包含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叙述之中，因为追求人的解放，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是他们毕生奋斗的终极旨趣和根本目的。“和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终极追求。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气候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

全球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治理是应然需求。然而,人类行为对气候的破坏、气候灾害的流动性增加了跨国治理难度,特别是受全球气候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领导力匮乏等因素影响,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仍面临难题。面对新形势与新挑战,中国倡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破解全球气候合作治理难题的路径选择。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新思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张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治理、坚持实践导向,将推动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共同体意识,加快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承担节能减排主体责任,助推国际社会完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维护国际气候公平正义,实现全球气候善治。     

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与更新

针对城乡地域共生状态发生的蜕变与更迭,通过对共生理念概念的解析,研究新时代社会共生秩序的构建策略。研究认为,共生秩序构建中存在社会认同有待加强、价值动力有待提升、公共供给阶层性差异矛盾需要缓解等挑战; 构建和创新共生秩序,需要保持人情秩序、法治秩序的现代化适应与更新,推动人情秩序向制度规范领域发展,利用法律形式的正义确定社会群体的权利关系,以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原则所构成的位阶秩序来引导社会共生秩序建构,位阶秩序全链接、多价标的流程成为适应新时代社会秩序良性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秩序新构造。     

对“三次产业互动与城乡经济相融”战略的思考

"三次产业互动与城乡经济相融"的发展要求,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战略,对实现整个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和谐与失衡的变奏——人与自然关系演进的历史与逻辑论析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发展的。农耕时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原始的、低级的和谐状态,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自然处于失衡和错位的状态,在当代,必须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使改造自然和尊重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关系。这是一个"和谐——失衡——和谐"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构建环境美学的基本前提

环境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复杂系统,人们对于环境概念的解释相同,但其仍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在人与环境的诸多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最具基础意义,它规定了环境何以产生美。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为环境美学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环境伦理学有关人类中心地位的争论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对环境美学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     

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的治理逻辑

建设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法治化是必然要求,其中环境法治不可或缺。中国式的环境法治必然要重视党内法规的特殊法治和治理功能。可从着力发挥党内法规在环境法治中的特殊作用、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治理的规范功能、推动构建人类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制度文明三方面,揭示出环境党内法规所秉持环境系统观、环境效能观、环境文明观的政理法理。环境党内法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环境党内法规所承载上述治理逻辑的规范样态,不仅包括符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形式要件的狭义党内法规,也包括引领环境法治发展的环境政策、起到监督保障等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从环境党内法规的政治功能和规范效力来讲,将以决议、决定、意见、通知等为主要载体的环境政策视为广义的环境党内法规,符合新形势下环境党内法规体系构筑的核心要义。从目前党内法规体系的构成情况看,起到监督保障作用的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成为了主力军,但其数量庞杂又单线作战的实践困境使其亟需完善以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应进一步探讨党的环境政策和党内环境规范性文件向狭义党内法规的有机转化,使狭义的环境党内法规成为环境党内法规体系的主体部分。广义视阈下的环境党内法规,在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发挥着规范、治理与重塑的制度功能。环境党内法规通过将党的不成文的环境文明提炼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形态,从而使其获得长远的效能力和长期的执行力。环境党内法规通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赋能,从而全面发挥其环境治理的政治效能、预防效能和发展效能。环境党内法规以党的领导为本质特征的政治结构为环境文明奠基、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为环境文明铸魂、以党规国法共治为保障的外部制度为环境文明塑形,使其实质上具备了打造人类环境文明新形态的重塑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完备的环境党内法规体系对上述功能的系统发挥尤为重要,因此,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党内法规,还有待进一步体系化完善。     

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相融性

知识经济并不完全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挑战 ,也有着广泛的协同性、一致性和内在相融性 ,这个内在相融性主要表现在 :一、知识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跨跃式增长 ,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知识经济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有序进行和顺利发展。三、知识经济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社会文明化进程 ,保证了社会主义宗旨和理想的实现。总之 ,知识经济在推动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变革的同时 ,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只有以知识经济为内核、为基础、为依托 ,武装自己、改造自己、发展自己 ,才能在人类知识文明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才能使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更加绚丽多彩。     

对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点哲学思考

在人本生态观的视野中,人类是在与自然、社会、精神这三大生存环境的相互联系、和谐统一中得以生息发展的。然而现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精神的严重疏离却使人类一步步滑向生存的边缘。令人堪忧的生存状况,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自己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生存理念和所奉行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慎重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