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仰的人性哲学思考

人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阶段所形成的人的本质属性。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以价值的形式存在于人类要以及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论现代至善理念的重建

无论在古希腊还是中国古代社会,都有至善理念。但在近现代,这种至善理念失落了。这是造成人的精神失衡或痛苦的一个原因。重建现代至善理念,必须借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消解古代社会至善理念的实体性,并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相适应。     

人性的遮蔽与去蔽之路——评李锐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

人性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波墨在《物的标记》中说：“一切本质的最大秘密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在自身中是永恒的,可是在它的发展和显现中,它从永恒的本质性中变为两种本质,即善与恶。”优秀的作家往往能够以笔为刀,在人物的心灵印章上刻出“人性的善与恶”。读罢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认为是“少数几个可能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一”——李锐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笔者的心灵仿佛还沉浸在天母河“水随天去秋无际”的艺术境域里,作品中的人物依然萦绕眼前,久久不去。静下心来,思之再三,笔者觉得这部作品的艺术成功之处,就是书写了在人性的遮蔽与去蔽之路上行走的“人”。     

性恶论与性罪论——苟子和保罗的人性论比较

人性的善恶问题是古今中外普遍关注的议题之一,它关系到道德伦理的基础以及向善去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荀子的性恶论与保罗的性罪论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同时亦有很多差异。本文拟分别从人性提出的角度、罪或恶的由来、向善的可能性和成善的途径几个方面逐一论述,详细解读二者的异同之处,并试分析出二者各自的优劣。     

明《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考述

西天佛子大国师桑节朵而只是明正统十年(1445)至正德七年(1512)间藏传佛教著名僧人。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曾受封国师,他的一生为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联系,促进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以及推动明初期治藏政策实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去世后,明正德七年十月,由董玘撰文、王纶正书、大弟子朵而只坚参立碑,篆刻“张桑节朵而只墓塔碑文”,该碑文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其一生事迹,此外散存于五台山地区的相关碑文中也记载有桑节朵而只部分社会活动,通过这些碑文之间相互印证,对桑节朵而只人物事迹考证。该碑文对明朝初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史、藏传佛教在北京和五台山活动,以及明代番僧管理制度等研究具有较重要史料价值。     

试析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

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理论中最具标志性的观念.罗尔斯甚至认为,其整个正义观可以被视为一种应用于所有基本善的差别原则.但差别原则并没能获得广泛认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原则在论证和解释中存在不连贯之处,它们构成了罗尔斯差别原则的内在困境.具体地说,差别原则基于基本善是社会责任的判断,与个人责任伦理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是基于需要的分配原则,它与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基于权利的分配原则有冲突;差别原则在对"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的解释上,存在着博弈论解释和客观公正解释两种并不完全一致的思路.     

《平家物语》的历史意蕴

日本的军记物语产生于连年战乱之后的和平时期,战争的苦难经历使和平时期的人们思考了许多问题,因此,军记物语描写了人的尊严,父子、兄弟的亲情,妇女儿童的蒙害以及战乱带来的悲剧。以超越了敌我,超越了胜负的视点来洞察人与社会,表达了终于迎来和平的人们希望社会永久安稳的心愿。     

真、善、美:科学与艺术的共同本源及其在服饰上的体现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大形态,也是人类对宇宙不断探索和创造性地加以认识的结果。它们都是以人为本,体现了人类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探索以追求“真”为动力,以造福人类即“善”为本源,而“美”视觉化地反映了真和善的这种当前状态;艺术是对生活本质规律的形象化揭示,是对“真”的表现和再现,是对“美”的追求的结果。艺术形象的启迪、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作用,在驱动欣赏者积极、向上、至善。因此,真、善、美分别是科学与艺术的艺同精神、终极目标和理想标准。三者在服饰上得到生动体现。     

电子善务驱动下慈善组织转型升级路径选择--以宁波市为例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信任危机背景下,慈善业务持续地转型升级是慈善组织得以生存的重要武器。电子善务作为转型升级驱动力,有利于加快或驱使慈善组织内外部业务的优化和调整,改变以往慈善组织浓厚的政府行为,打破传统慈善业务的路径依赖,探索出适合当前慈善组织发展的新路径,持续提升慈善组织的运作绩效。本文以浙江宁波为例,分析当前慈善组织转型升级的原因、基础和困难,重点提出宁波慈善组织转型升级的运作模式和运作机制,并从慈善参与者角度设计慈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