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余华创作母题之比较

鲁迅作为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其创作影响了以后中国很多作家。余华被认为是当代与鲁迅精神相接近的一位年轻作家。本文试图从创作母题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从他们的相同与相异中探寻作家与作家之间的距离,以及时代文化变迁在作家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关于文化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人类自身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和彰显者，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研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化产业与商品生产相比，需要抓住文化的特性，把一些适宜于产业发展的文化转化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本身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是文化创造者创意的感性显现，因此文化产业又可以称之为创意产业。在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走向时，我们必须把文化产业纳入社会发展进步的轨道上加以考察，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文化、文化化、审美化和休闲化。     

"科学教育人文化"阐释

教育的精神价值的衰微 ,引发了学界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通、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的探讨。“科学教育人文化”就是这一语境下的主流话语 ,其实质即要求科学教育承担起一部分人文教育与人格教育 ,关注学生的整体精神构架。这主要是通过充分发掘科学中所蕴含的人文教育因素来实现的 ,而科学教师的人文化则是其实现的前提 ,可以结合物理学及物理教育来对此加以阐释     

试论研究生数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研究生学习与本科生学习的主要区别在于科研与创新。科研的实质在于创新,数学素养和数学能力对于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获得至关重要。就数学理性思维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数学作为工具其先进性对论文前瞻性的影响,数学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及边缘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数学的抽象美感与应用专业的和谐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述数学对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层次及创造性思维活动能力的深刻影响。     

官僚制的潮汐与我国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构建

70年代以后 ,西方各国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 ,与其相应的官僚制陷入了困境。于是 ,西方各国掀起了旨在否定官僚制的行政改革浪潮。而处于国际大背景中的我国必将受此浪潮的影响 ,但我国的处境又极为特殊。本文从我国的特殊国情入手 ,透析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组织及其文化的劣根性 ,从而判定我国尚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 ,必须强化官僚制的优点 ,弱化其缺点 ,并借鉴别国成功经验 ,对我国行政体制进行理性构建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体制     

东盟政策机制中的政策网络

政策网络是政策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盟政策网络的结构和运作是其政治精英理性选择的结果,目的是使这个地区政策网络能满足一体化政策领域扩展的需要,并实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各成员国的利益最大化。     

大学人文品质的解析与建构

大学被赋予神圣的人文形象 ,因为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真理为主旨。这一认识所隐含的矛盾是夸大了真理的客观性 ,而不谈真理的意义问题 ,实质上是分裂了人与真理的关系。大学人文品质应该转向 ,应以培养人的自由个性作为大学人文品质的根本 ,大学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现实人的教育、面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教育 ,转变观念、建立自由的空间、确立教育内容改革的原则、健全法制是弘扬大学人文理想的基本要求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理性是教育对社会起作用的一个深层原因，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代科技教育导致了理性的畸形发展－单极发展，这使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都是极度功利取向的，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整合困难。改革教育，重构理性统一体，进而实现社会系统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重构。     

对黑格尔历史悲剧观的生态哲学审视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济金根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在揭示其喜剧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他的悲剧性。拉萨尔认为其悲剧根源是“理性的狡计”,不但遭到马克思的反对,也违背黑格尔的本意。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理性的狡计”包含着对片面性冲突的悲剧的深刻认识,其“具体-整体”思维也为马克思所肯定和吸收。马克思主张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道路决不只是思维的辩证法,而且也是充满了生态精神的历史运动的规律。用这样的生态思维看待历史悲剧,有助于认识黑格尔的片面性冲突悲剧观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