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别行政区的人权保障机制及其借鉴

随着“一国两制”在港澳特区的成功实践,两地呈现出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尤其值得赞赏的是两地人权保障充分、人权状况优良.回归以来,港澳特区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治理模式下,确立了“特区宪政”的政治架构,并形成了建基于此之上的人权保障机制.港澳特区为保障人权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形成了符合各自区情、各具特色的人权保障模式.     

国际人权法中的环境权——以经社文权利公约为视角

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散见于一系列人权公约当中.它分散在与政治权利有关的人权公约中,也存在于同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在与经社文权利相关的公约中,它体现为健康环境权、过得去的工作环境权、过得去的生活条件权和与健康有关的环境权.这些权利的存在,揭示了人权与环境密不可分的联系;人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适当的环境,良好的环境能够让人权得以更加充分的实现.     

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我国原有的会计准则是1993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准则的发布和实施,对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10多年来,我国经济和法律环境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准则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亟须进行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会计准则制定中,通常都有"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它既是制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这些国家会计准则的概念基础,也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多年摸索、总结的成果.我国会计准则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满足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需要,应当借鉴这些概念框架中的合理内容,在基本准则中加以体现.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正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论人权的两面性

人权的两面指的是作为道德权利的一面和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人们在理解人权之概念时,往往只看到其道德权利一面,而极少看到其道德义务一面。其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资格和人之尊严的价值,它强调了人权之目的与理想;而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则表达了人权实现的手段与工具价值,注重了人权之现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与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应当是我们在完整理解人权时皆须认真对待的,二者不可偏废。     

人权观念的工具理性与我国人权外交的合理选择

人权是一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权利。人权外交也是人类在国际社会追求普遍道德原则的结果。但是,在人权外交领域,由于各国历史背景、经济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产生了诸多人权问题。中国在选择人权外交时应遵循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公约并以此为标准,在国际社会提倡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人权冲突、化解人权危机,反对以人权为工具的“新干涉主义”行为。     

从“亲亲相隐”到“亲亲不隐”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的一项法律制度,它肯定了亲属之间相互隐匿罪行的正当性,符合中国古代礼法并用的律法特点。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对权利的维护,法律成为维权最重要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要求,如果将“亲亲相隐”法制化,则意味着,在现代法律中血缘亲情将成为能够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司法何以体现公正,如何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将“亲亲相隐”法制化的观念是不可取的。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

人权的体系与分类是人权中的内容要素。人权史上三百年间曾产生过四个影响世界的人权体系。观念上的人权与法典上的人权并不等于现实中的人权 ,一国人权的实际状况体现于由其宪法宣告的人权向现实转化的机制之中。人权的基本分类是理论上的划分与宣言上的划分两类。通过分类研究 ,可以发现中国人权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中国的人权体系 ,需在宪法列举人权种类之前先行确立国家对人权的基本态度、对人权予以平等保护的一般原则 ,同时 ,按生存权本位对现有人权体系予以重构     

论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

目前,因大规模侵权而导致企业破产案件中,人身损害债权由于不具有优先性而得不到圆满的实现。我国在立法上尽快建立健全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制度,是保护受害人的赔偿权得以优先实现的一种最佳方法。同时,确立人身损害赔偿优先权是人权保障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     

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观--批判与建构的整合

作为批判形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权观,其目的不是要抽象地批判和否定人权,而是要彻底颠覆近代西方人权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础,揭露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实质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无产阶级人权观,实现了批判与建构的真正整合.     

"人权"入宪与宪法价值观的变迁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目的,人权原则在宪法原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保障人权的宪法价值观,萌芽和形成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改革思潮,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的曲折变迁。我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宪法价值观向人权保障方向转变的重要表征,同时也对我国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