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

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在很多国家的立法中都加以了规定。然而,中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尚属起步。本文通过对隐私及隐私权概念的界定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从而确定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并进一步研究隐私权立法保护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立法中几个尚存争议的问题,以期对隐私保护的立法完善有所贡献。     

《民法典》第997条（人格权侵害禁令）诉讼评注

人格权禁令可以在侵害发生或即将发生前为当事人的人格权保护及时提供更积极的制度方案,从制度定位上并不同于现行法中的诉前行为保全。《民法典》997条所设定的要件决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既不是纯粹的实体法规范,也不是单纯的程序法规定,而是实体与程序交叉的请求内容。中国诉前行为保全的程序理念主要参照英美禁令制度,并不具有程序独立性。就独立性而言,中国人格权禁令程序更贴近德日的保全程序。人格权侵害禁令程序中,迅速保护受害人的程序价值优先于适正公平。禁令程序的迅速性程度取决于人格权侵害案件的紧急性。人格权禁令更强调职权主义,并在程序保障上弱于普通程序。不仅应明确禁令程序的特性,更应探讨研究具体的程序设置与对接协调,从而在确保实现禁令快速保护目的前提下兼顾被申请人的程序保障。     

财产权、自由与人格权--对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财产权、自由和人格权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自由可分为政治国家上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自由,但无论是哪种自由,财产权都是其存在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自由是人格的核心内容.人格权中的很多具体人格权,实际就是以自由为内容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自由权在民法上的扩张.就人格权的实质和发展历史来看,人格就是人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要素是自由.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财产与人格是通过自由这一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民法是关于自由的法,是自治的法.考察一下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将会发现,将人法与财产法置于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考虑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民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以及对民事习惯的调查与整理等.     

人格权客体的再思考

对于人格权客体的界定,学说上存在人格利益说、人格要素说、伦理价值说,但其均有明显的缺陷.从人格权概念的文义、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争议和相关做法来看,人格权的客体应当是人格,即权利人自身.将人格权的客体界定为人格,不仅避免了前几种观点指代不当、体系混淆的漏洞,而且直接展现了人格权的概念与基本特征及其正当性基础,也厘清了人格权的内部关系.     

《民法典》时代职场性骚扰的人格权法规制

目前关于反职场性骚扰的研究多从劳动法角度展开,从民法角度的较少。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了反职场性骚扰条款,表明我国将采取不同于劳动法的规制路径。职场性骚扰侵犯了劳动者身体权或性自主权,也侵犯了其工作环境权和平等就业权。由此,雇主要对雇员执行职务的行为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而对工作中受害的雇员则要承担安全保障责任。我国目前没有专门规制职场性骚扰的立法,未来为充分适用《民法典》反性骚扰条款,可以借鉴域外经验制定专门反性骚扰立法,也可以对现有劳动法进行修订,以形成更加严密的反职场性骚扰法律体系。     

一般人格权争议问题我见

从一般人格权的产生角度看,一般人格权只是在为法律明确列举之外的“其他人格权”落实一个请求权(特别是抚慰金请求权),并为法院裁判该类案件提供依据时创设的一个概念。一般人格权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技术,它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对人格权进行全面保护———可以通过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实现。如果我们坚持人格权立法的多元模式,从立法技术上不采纳一般人格权的处理方法,那么可以将人格尊严权与人格自由权视为个别(具体)人格权。将人格尊严权和人格自由权作为个别人格权,也能为人格权的广泛保护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平台。     

对生育权的法律思考

生育权是“人之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属于人格权范畴。国家可以对生育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生育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必须给予适当、有效的救济。     

权利框架下的面部识别技术：风险与规制的学理分析

面部识别技术在为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一定便利的同时,也隐含着权利风险与殷忧。将该技术引入权利分析框架中可发现,作为特殊的生物识别信息,面部信息承载着人权、人格权及个人信息(权)等三重维度、不同位阶、逐层嵌套的基本权利及具体权利,需要明确面部信息的权利属性,有效区分该技术带来的不同层次的权利风险,并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主体角度对该技术层次各异的需求出发,适度且综合运用比例、诚信和自愿等三大原则,有效规制该技术在个人权利方面带来的安全风险,保障合理应用,并促进良性发展。     

真实人物形象商品化权的域外法律保护模式评述

在保护真实人物形象商品化权的实践中,各国存在不同的法律保护模式。人格权保护模式与财产权保护模式是通过实体性权利提供保护的,但前者在法律适用中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困境,后者则体现出较强的适用性及有效性。仿冒之诉保护模式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模式中不存在关于人格标识要素的实体性权利,在法律保护方面具有各自的局限。真实人物形象商品化权宜通过财产权性质的实体权利予以保护,同时应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补充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