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日报》言论看大公社时期的个人自由

通过人民公社大公社时期《人民日报》的言论,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对此时期关于个人自由问题进行解读,可知此时期国家政策的制订,以及言论的关注点,在理论思想上来说是基本正确的,充分地考虑到了社员个人的利益诉求,个人生活的自由以及对家庭生活进行了肯定,其看法是辩证统一的,在个人与集体、个人自由与集体生活关系的认识上也是正确的,充分地认识到了个人正当合理的自由。     

乡村政治的悖论与冲突——以公社时期的乡村为对象

乡村政治在其自身的发展运作中,不断体现着它与国家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及村庄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进行了高度统合,村庄的权力运作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人们的行为遵循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但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乡村政治的运作呈现出许多悖论和冲突。对此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展现该时期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同特点。     

论毛泽东的乡村理想

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新村计划书”到他晚年提出的“农业学大寨”号召,标示出毛泽东乡村理想的建构及其实践的历史演进轨迹。人民公社制度及“大寨典型”是毛泽东乡村理想的具体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计划体制下的自然经济和行政作用下的“共同富裕”,其本质是“穷过渡”的共同贫困。毛泽东的农民情结及中国古代大同理想是他建构乡村理想的内在文化基因。纵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社会“大试验”,但他对农民的情感及对农村的深切关注始终寄寓其中     

论农地平分机制向市场机制的整体性转轨

建国后的50多年来,我国对农地制度进行多次变革的实质都是平分土地。这种带有行政强制性的农地分配机制产生了“村社集体成员权”平均占有土地的严重倾向,直接刺激了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人口增长又降低了农民的人地比率。目前在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农户承包地细碎化的趋势十分明显,使许多农户失去了依靠土地生存的基本保障功能。《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从法律上切断了农地继续细分的制度路径依赖,但是,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在人地矛盾日益紧张的压力下,今后很难阻止农民继续要求平分集体土地的机会主义动机;而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为了满足多数农民的强烈愿望违法调整农村承包地的行政行为也会经常性发生。因此,从宪法和法律上明晰农地私有产权,用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是我国21世纪农地制度创新的惟一的正确方向。     

人民公社时期的民谣及其评价

民谣是民众情感的真实流露。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不同阶段,随着人民群众对人民公社态度的变化,人们创造了许多能反映一定社会问题的民谣。人民公社初期的民谣体现了群众对人民公社持有的赞扬与肯定态度;人民公社弊端逐渐暴露之后的民谣体现了群众对公社持有的批评态度;在公社瓦解时期,出现了赞扬大包干的民谣。这些不同时期的民谣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及当时农村政策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及其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收益分配方式在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稳定农村与促进国家工业化发展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重大作用,同时在它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工农“剪刀差”以及二元体制等问题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导致了农村发展的缓慢。集体收益分配方式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前后农业税时代,构建一种以国家扶持资金为引导、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一事一议”及其它社会资本形式的投入为补充的满足村级公共需要的资金筹集方式和体制,提供了重要启示。     

试从人民公社论毛泽东关于人的主体性思想

人民公社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劳动的人的本质观的理解;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探索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实现人的主人翁意识一种社会实践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探索实现人的主体性思想的人民公社的实践形式存在局限性,同时也带给我们许多启示。     

农民权益与人民公社制度变迁

人民公社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探索,它之所以迅速建立,来自于农民对共产党及国家的认同,但是人民公社制度自成立起又蕴含着深刻的矛盾,根本原因是这个制度对于农民权益的侵害.文章的目的通过对人民制度的反思,为当前农业现代化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一些建议.     

《农业六十条》与“大跃进”时期“共产风”的纠正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我国兴起.伴随着运动的兴起,"共产风"在全国各地呈兴风作浪之势."共产风"的兴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农村形势的稳定.中共中央、毛泽东曾在发现问题后加以制止,但是效果并不十分明显.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条例的形式规范了人民公社,并采取了多项措施遏制"共产风".至此,"共产风"的I,-/题才得以从根本上解决.     

毛泽东与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

毛泽东思想认识的逐步深化,使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最终确立起来。然而,把生产队(相当于原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作为人民公社调整的最后界线(底线),混淆富裕程度不同和阶级分化的界限、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区别、包产到户与单干的区别,强调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思想认识的误区使毛泽东中断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毛泽东与人民公社的调整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