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讲学：新文化运动后期书院的发现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     

勒克莱齐奥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批判与憧憬——以《乌拉尼亚》为例

本文从生态美学思想探讨分析勒克莱齐奥代表作《乌拉尼亚》中人类与纯自然、人类与现代文明以及人类与人类自身之间关系的危机。同时浅论勒克莱齐奥在《乌拉尼亚》的创作过程中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生态和谐的憧憬。     

基于公权力限制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及其制度建构

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三角关系中是权利均衡行使的重要因素,保护其合法权利,可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美国立法对限制公权力,保护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优秀经验,不仅将其规定于刑事法律中,更上升至宪法高度。我国法治建设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虽作出系列改革,但仍存在如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以保障社会安全、惩治犯罪为目的等问题,公权力具有扩张可能。因此,文章认为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尤其是在隐私权、禁止残酷刑、尊重人格与迅速审判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此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

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始终与其哲学的理论任务——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息息相关。如果说马克思对"吸血鬼"的批判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物化理解以揭示资本存在的历史前提的话,那么对"酵母"的批判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对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关系的片面理解以阐明劳动二重性的重要性。但无论对"吸血鬼"的批判还是对"酵母"的批判都深深地植根于对作为"帽子"与"观念"的人自身的批判,这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对"现实的个人"的遮蔽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颠倒"的现实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马克思关于货币批判的三个"隐喻"旨在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瓷器爱国主义”是经不起碰的

周一个乾隆时期的瓷瓶被中国买家以超过5亿人民币天价购得,震惊英国媒体。拍卖行人员对该瓷瓶最高估价120万英镑（约1285万人民币）,最后在大陆竞拍者互相加价后拍到5亿元,高出近39倍。英媒称中国人正不惜代价买回失去的文化遗产,背后是“瓷器爱国主义”。（2010年11月14日《新京报》）     

先秦儒家人禽之辨的道德哲学意义

人禽之辨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哲学命题。孔子首先从人伦的角度指出了人和禽兽的差别所在。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人禽之辨的意义,并通过它一方面建立了人的道德意识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又确立了人的道德实践的主体性。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在于人的社会组织性,当然他也是由此来论述人的道德建构的可能性。与儒家不同,道家从根本上取消人禽之辨,而墨家则认为,人禽的差异在于人能进行后天的努力。可见,人禽之辨在儒家的道德哲学中更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经典解释与人权正当性的中国证成——以对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解读为例

新中国的人权事业走过一段曲折的历程,在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于人权问题的论争中,人权的正当性才获得了证成.学者们通过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来完成这一论证.《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第一次全面、系统论析人权概念的著作,中国学者们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极大地受到该文的影响.然而,马克思在此文本中对人权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批判.中国学者们直面这一理论难题,进行了巧妙的概念转换,有意地对文本进行了建构性的解读,从而论证了人权概念在马克思主义道统中的正当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远东经济发展中的亚洲移民--以中国人和朝鲜人为例

1860年后,俄国远东地区出现大量亚洲移民,其中包括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日本人数量较少,主要进行捕鱼作业。中国人和朝鲜人则遍布俄国远东各个经济领域。虽然俄国政府对外来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但在远东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和朝鲜人在俄国各经济领域仍然得到广泛使用,中国人和朝鲜人不仅为俄国远东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为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边区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春秋时期鲁东南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的特点——兼谈莒、薛文化因素之异同

通过对鲁东南地区以沂水刘家店子1号墓、临沂凤凰岭东周墓为代表的春秋时期殉人墓随葬青铜器组合与鲁南地区的滕州薛国故城1号、2号殉人墓、中原地区太原晋国赵卿墓随葬青铜器组合所做的比较研究,可见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与中原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差异性较大。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揭示出莒人及莒文化圈与周人及周文化未能形成像薛人与周人及周文化那样密切的关系,春秋时期鲁东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自身特点相当明显。历史文献记载所反映出的莒、薛文化因素的特点与春秋时期鲁东南及鲁南地区殉人墓随葬青铜礼器组合的考古发现能够相互印证。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