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水书《连山易》是真的连山易:初级论据及前提问题——《连山》是中华文化史续存的第一部大型古籍

真正的连山易,包括惯指《连山》及本质大体不变前提下的异版《连山》。水书不等于水书连山易。只有水书连山易的八山图才能解释《连山》之名;桓谭所谓"连山八万言"是指总篇幅,而水书《连山易》的恰好符合。从四种初级论据得出初步结论:贵州省水族保存的范本《连山易》属于真正的连山易系列,当然目前阶段不排除历史上有过部分改编的可能。关于前提性问题,可以认定:正统汉文《连山》易在周、汉、晋、北魏的存在无法否定;夏商时期有出现易书的条件。水书与夏陶文字有同质性而与商周文字有本质断裂,水书《连山易》应该是夏代产品。《连山》是中华文化史续存的第一部大型古籍。     

大象化成：中国民族团结的南宁经验

中国民族团结的南宁经验,是整体论的理论表达,即南宁民族团结工作同大象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南宁经验提升的理论表达是一个整体的逻辑整合。南宁民族团结工作也是一个整体运作,三位一体构成的南宁市各族人民的同根同心同德的意象--“大象”意象,概括了中国民族团结南宁经验的泱泱大度、不拘一格、包罗万象、生机无限的气质和气度。《易·恒》：“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大象无形”正是对中国民族团结南宁经验大象意象境界 “化成”的提升。     

张良卒年及相关史事考论

《汉书·张陈王周传》所载张良去世及留侯“国除”的时间与《史记·留侯世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不符。由这一歧异入手细绎史料,可以看出张良积极地参与并决定性地影响了刘邦“易太子”事件,由此与吕后、太子逐渐接近,而吕后专制、吕氏掌军及封王等局面的形成都与张良有脱不开的干系,他去世的年份正关乎西汉初年这一政治格局的剧变。《汉书·张陈王周传》的错误显然是班固“为贤者讳”的结果,但却留下了漏洞。至于张良的“成功不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汉初依照“功次”任职的体制不利于他获得与自己身份、才能相符的职位所造成的。     

防治西瓜重茬病的有效方法

西瓜枯萎病(重茬病)是西瓜的常见易发病害,在西瓜重茬地块发生较普遍,一直无特效的防治方法,给瓜农造成很大的损失。山东苍山县科协蔬菜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和瓜农们一起探讨防治方法,并分别试施药。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

本文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叙言》中隐含的“译即易”的译学观点进行了诠释。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主体对于文本客体的认识活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译者主体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情感等都对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即不同的译本。但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要受到文本这个客体和原文本作者这另一主体的制约。文本内容,即原作者的思想仍旧是无法改变的。     

《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轴心

《周易》与《易》道的诗性,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卦、爻辞当作诗歌和诗句来解释那么简单。《周易》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它的主体不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化、形而上学的表述,而是通过“以有为有”的方式进行一种内部的、模型化演示,彰显了一种以《周易》本身的意义一价值机制及其象数、义理系统为组织形式与表现形态诗性文化体系。《易》道就是这种诗性文化体系自身的形上之道,诗性因而就是处于差异化与丰富性中的、不断被肯定和尊崇的经验状态：“以有为有”保障了存在意义、价值的内在完满和完整,而《易》道的价值实质和价值指标则是“自然的自然之道”,因而《易》道的诗性机制,就具体现为“自然”的经验秩序,以及保障“自然”经验的“自然化”秩序的“自然的自然之遄’之“逆捌’原则。     

历史人物的公关心态(十三)

正以屈求伸以屈求伸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公关心态。其语出《周易·系辞》:"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蠖是蛾的幼虫,这种幼虫行动时总是先蜷曲后伸展。因此,以屈求伸是指用弯曲来求得伸展。说明一个人处世有方,能屈能伸。明朝人王世贞在《鸣凤记·第五出》中说:"尺蠖欲求伸,卑污须自屈。"以屈求伸作为一种应变的公关心态,与韬光养晦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屈求伸是个人处在比较危险的境地时所应用的策略。东汉光武帝刘秀便是懂得以屈求伸的典型历史人物。他于公元23年指挥昆阳之战,昆阳大捷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