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建构现代伦理的三维度

情、理、法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意蕴 ,在不同社会人际关系的互动和社会秩序整合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从人的自然属性意义上说 ,情是本能的情欲 ,理是人独有的用以控制和调节人的欲望和行为的一种能力 ,法是人为了生存而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 ;从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社会角度说 ,情是基于血缘的亲情及推演 ,理是血缘人伦之礼 ,法的积极含义等同于礼 ,消极的一面是刑 ;在现代法理社会中 ,法是基于人的主体性 ,实现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规则体系 ,理则是人对自身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合理的设计和选择的理性 ,情则是作为人的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的情感体验和人性提升。可以说 ,情、理、法决定人的基本生活样式 ,三者作为人的共同属性始终是构成伦理体系的三个基本维度     

先秦道家对有为政治观的批判

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从“法自然”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动物性的自然特征;远古的社会是理想的,有为是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对儒家用有为政治治国的主张展开批判,提出人应该返回到无为的原始状态。本文试对道家的这一思想作简要析评。     

理欲关系的历史嬗变

理欲关系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处于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先秦时期初步提出理欲范畴,但没有将理欲对立起来;宋明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理欲进行了界定,但将理欲绝对对立起来;晚明至清中期思想家则注意到了欲中寓理,从而提出理（道德）应为欲（世俗生活）服务的观念;近代思想家一方面继续批判宋明时期的理欲对立论,另一方面对明清之际所表现出的纵欲之弊进行了纠正。理欲嬗变过程中所显示的如下智慧：道德理想寓于生活欲求、以生活欲求之实现体现道德理想、理欲互动互益而不绝对对立等,对当今社会中的人如何处理道德理想（理）与世俗生活（欲）之关系具有特殊的启迪     

宋代江西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黄庭坚的词论

宋词中也有“江西一派”之说。晏殊不讳言自己写情词，但以为其词情与柳永有品位雅俗的区别。晏几道为《小山词》撰序，是宋代词人第一篇为自己词集作的序言。序中主张词要抒写个人的感情，与宋德“文以载道”之说以及宋诗中说理之风迥异其趣。欧阳修自称“情痴”，蕴有探讨人性根本的哲学意义，闪烁着批判禁锢主义的思想光芒。黄庭坚词论突出晏几道的“痴”，更是欧阳修“情痴”的扩大，表现出一种违抗“道”、“法”的精神。     

突破女性经理人“职业瓶颈”

女性事业的上升,相比男性往往有更多的困难和顾忌。对压力的耐受性和事物的掌控度,有时被男性主权的观念所怀疑和压抑,有时来自于本人的不自信和权力欲的淡漠。     

准确把握“四情” 提高信息质效

近年来,东宝区委办公室始终按照"谋全局、献良策、当高参、出精品"的要求,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政治敏锐性,充分发挥"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把最准确的"上情"、最翔实的"下情"、最具特色的"内情"、最有价值的"外情"通过信息渠道提供给领导参阅,为领导科学决策和指导工作发挥积极的参谋作用.     

齐《诗》“五际”说新探

在西汉今文三家《诗》中,齐《诗》最能反映汉代诗学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思想对诗学的影响,其代表性思想就是齐《诗》的“五际”说。“五际”说与律历、性情等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内容应该指仁、义、礼、智、信“五性”,这与《诗纬》中的“四始五际”说是不同的。二者虽然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但侧重不同:齐《诗》“五际”说的根据主要是阴阳说,《诗纬》“五际”说的基础则主要是五行说。     

试论朱谦之唯情哲学的理想人格

朱谦之以"情"为本体的唯情哲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学者中曾有过广泛的影响,而他热情呼唤的"情人"人格理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朱谦之在强调"情人"行动的品格和"真"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不仅比较合理地回答了"情人"与"他人"的关系,也为"情人"注入了"自由"、"平等"的时代之音.他对"情"的高度关注,也启迪着后人更加合理地在人的性命中安置"情"的因素.     

当代法国哲学尼采诉求探要——以福柯为中心视域的一种解读尝试

福柯等将尼采称为“20世纪的尼采”。当代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严肃地对待尼采,通过诉求于尼采。从现象学突围,自觉地“接着尼采讲下去”,因而与尼采互为“面具”与“道具”。尤其福柯借助尼采“神之死”进一步阐发“人之死”,从而打开政治哲学及社会伦理思想新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