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现象的产生及其演变

"80后"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代际群体,这一代人是独生子女的一代,是改革开放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他们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使他们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利益诉求。"80后"还在继续成长,他们的社会形象和个性特征还可能发生变化。但毫无疑问,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发展,他们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心理矛盾及教师作用——基于耗散结构理论

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内心存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优雅"与"通俗"的矛盾,依据耗散结构理论,高校教师必须依照大学生心理系统所具备的开放性、动态性、非线性和涨落的特点,有效实现师生互动,以帮助大学生消解心理混沌度,实现文化自觉。     

“包容性增长”的路径浅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仅仅依靠经济的增长是不能解决沉积已久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方式应运而生。本文通过对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路径进行研究分析，力求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全面发展探索出正确的道路。     

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史观中产生的偏颇和矛盾

刘勰<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儒家的经世致用,当他的这种创作目的和文学内在规律发生冲突时,他得出的结论有时会出现偏颇和矛盾.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诸多有利因素 ,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将极大地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也存在着社会发育程度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公平与效率、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等方面的矛盾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1989~2015年共计10轮CHNS数据,本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双重测度指标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收入分组视角的研究发现,各收入组2004年以后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均有所降低,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固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各组,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我国保持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城乡差异视角看,受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影响,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性显著提升,且持续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基于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了探究,发现父亲的非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受整体社会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积极影响,2004年以后非教育传递机制不断减弱,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起到较大助推作用;而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教育因素在2004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失地村落利益冲突的形态及其规避的可能性 ——基于昆明2个社区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失地村落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为拆迁、安置补偿、集体经济等相关个人利益的制度性保障问题而引发的同政府、开发商、村干部之间的矛盾。通过对昆明市2个失地村落的调查,发现其真实矛盾根源主要在于农民利益维护制度的权利缺失以及基层政府的经济性行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失地村落利益冲突的动因形态,进而提出了合理提升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公开土地相关制度与政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基层监督管理,协调各方利益、充分为失地村民考虑,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户籍制度改革等规避失地村落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措施。     

代际差异视角下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北省的实证分析

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物理空间和生活交往的社会空间,对其迁移意愿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CLDS 2016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河北省地级市的农民工个体、经济和住房三个层次的影响因素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作用,并验证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人口特征、经济层面、住房支出和住房满意度等住房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意愿有显著影响。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间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且表现出较大的代际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