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以山东省章丘市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差异较大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流动,同时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思想上的改变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多年实施,都对农村家庭结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基于2016—2017年对山东省章丘市三个样本村居和枣庄市一个样本村居的调查,从农村家庭结构的现状出发,分析不同家庭结构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小型化、核心化家庭增长趋势明显;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压力、经济压力的增大,离异家庭逐渐增多,对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关系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自由至上主义与代际正义

自由至上主义的代际正义观很大程度上受到学界忽视。根据辩护代际正义的不同进路,自由至上主义可以区分为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至上主义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至上主义,前者又可以分为右翼自由至上主义与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者对洛克条款的认可,以及左翼自由至上主义对自我所有权的重新解释,都在很大程度上辩护了对未来人利益的关心。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则相信,坚持市场社会中的产权制度必定能够保障未来人的利益。自由至上主义者依据这些理由辩护代际正义问题,但它们也并非无懈可击。     

家庭人口禀赋对城乡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基于西部县域调查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并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因此完善家庭抚幼功能迫在眉睫。本文基于2021年陕西N县城乡家庭专项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多分类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西部典型农业县中家庭人口禀赋对夫妻抚幼投入与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女性在家庭抚幼中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男性参与度较差,农村男性尤甚;伴随家庭抚幼负担加重,仅妻子的抚幼投入增加,“父职”缺位明显;祖辈健康状况越好,对家庭抚幼的帮助效应越显著;作为家庭的刚性需求,抚幼功能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家庭养老负担的增加并未对家庭抚幼产生挤占效应;县外流动的打工经历明显削弱了夫妻的抚幼投入。研究揭示了西部县域家庭抚幼功能发挥面临的诸多阻力,为进一步发挥与完善西部县域家庭功能,须持续关注家庭内部两性分工的科学性与平等性,促进教育体系改革,提升西部地区男性受教育程度,强化其个体资源与家庭责任意识,促进就地城镇化,避免远距离流动带来的家庭离散,保障西部地区家庭抚幼功能与儿童成长权益。     

三孩政策下低龄孙子女数量对祖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作用

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不仅将改变家庭规模与结构,还可能通过调整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进一步影响祖父母的心理福利。文章利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低龄孙子女数量与祖父母心理福利的关系,检验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拥有更多孙子女的祖父母生活满意度更高,但是低龄孙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降低祖父母的心理福利,表现为更低的生活满意度和更高的抑郁水平,而且这种影响在有2个及以上低龄孙子女的祖父母中尤为明显;中介分析结果表明低龄孙子女数量的增加会通过稀释和挤占祖父母获得的子女情感支持、增加祖父母照料孙辈的时间而提升祖父母的抑郁度,也会通过增加祖父母获得的子女经济支持提升祖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低龄孙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男性、60岁及以上的祖父母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更明显,会更显著提升城市、男性的祖父母抑郁水平。全面三孩政策下,需要重视家庭福利和老年福利政策制定,缓解祖父母的照料压力并发挥子女代际支持的重要作用,实现家庭养老和育幼的功能,助力家庭资源的代际互惠、互助和共赢。     

法定继承制度建构——以财富代际流转为内在逻辑

法定继承是“家文化”的充分彰显,无论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的古代继承制度,还是现代大多以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作为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的继承制度,法定继承总是以财富的家庭传承与代际流转作为其本质特征。故,民法典法定继承制度建构一方面需要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拓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避免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尽量保护被继承人家庭传承与代际流转的愿望。另一方面在配偶、父母、丧偶儿媳与女婿的继承制度建构上,也应从家庭传承与代际流转出发,避免财富旁落、遗产外流。     

不做怨气丛生的妈妈

当今,我们关注年轻女性的婚恋,关注中年女性的育儿,却对逐渐步入老年的女性缺少了解:婚姻、亲情、育儿、友情、身心、职场……多多关注老年女性,让妈妈这一代人从容、幸福地走向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