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直外方与人性旷达：唐代关中士人的精神特质1

唐代关中士人普遍具有的内直外方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唐代关中士人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与忠奉社稷的爱国情怀密不可分;关中士人在时局险恶、仕途蹭蹬的际遇下,则移情临泉山野,隐匿寺观庭院,在归隐之中彰显生命的个性,张扬生命的旷达,以曲折的方式显现了唐代关中士人的内直外方的精神风貌。     

如何矫正幼儿的任性行为

幼儿期儿童易出现任性行为。而任性与执拗是意志薄弱、缺乏控制力的表现。如果儿童养成任性恶习,将会对他们身心发展产生严重障碍,难以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因此,成人要尽量帮助孩子克服任性的毛病。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政治语境下对“有权不可任性”思想的多重思考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是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幽默表述,这不仅是一句流行的话语,更是建设现代政府的宣言,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从宏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优化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从中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就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体系;从微观上讲,“有权不可任性”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权力观.     

自由、"任性"与主体性的张扬

本文从给出主体性和自由这两个哲学概念富有新意的阐释入手,探讨因片面强调主体性和自由,无视客体性原则、必然规律和人的受动性一面,致使现代"任性"的发生(1)对整个自然界持有片面"征服主义"的观点;(2)把自然看成是取用不竭的百宝箱和存纳万污的垃圾箱;(3)把自然、生物甚至人自身视为"可随意打扮的女孩";(4)把地球当做免费的战场;(5)在自卫自保的外观下隐藏着自残自杀;(6)只见经济效益无视生态成本,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追求的缺如.     

论魏晋士林的审美人格境界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且颇具风采的一个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无论从政治、社会而言都充满了动荡纷乱,充满了灾难和悲痛,但此也刺激并唤起了魏晋人意识的觉醒,形成了魏晋人独有的哲学、自由的美学精神,形成了魏晋士林所追求的人之内外、形神、本末及名教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并最终达到与天地万物同一、佛道同流的审美人格境界。     

准新房被“旧城改造”凸显权力任性

2010年4月，云南省普洱市开始强推旧城改造，这项涉及1812户居民拆迁的工程，在拆迁户眼中，存在补偿过少、程序非法等问题，百佘居民状告市政府。     

论自我的哲学边界

确立自我之哲学边界的源始根据在于自然的限制和人性的限度,自然限定了自我的物理空间和能力边界;人性限度规定了自我的社会空间和精神世界。当人们在极为熟知的社会空间过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时,自我是自发的、直觉的,缺少反思和批判;而在欲望被神圣激发的现代性初始阶段,自我变成了任性的甚至是狂妄的个人,常常超出自然和人性规定给人的界限,自以为是伤害了他者,最终也使自己受到惩罚。只有在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相对共生共存的社会里,一个自知的、自觉的、自愿的自我才会被培养出来。其实,良序社会的建制和具有反思、批判、有罪恶感的自我的培养是相互的过程。我们正走在这种建制和培养的路上。     

郭象美学:"任性"而"自得"

郭象是西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通过《庄子注》,将庄子“适性”为美的思想作了丰富发挥和重新诠释。他认为,“物任其性”则“自得逍遥”。物之美在于安分守己,适其自性。“无心”是人性,“有情”、“仁义”也是人性。人的“适性”之美在于以“无心”之“至理”排遣“有情”,身在仁义名教之中而心怀自然。他揭示的“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时佛教般若学会通真俗有无的影响,成为魏晋名士风度的精辟概括,也成为那个时代人们生活的审美理想和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