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凉兵为天下劲卒”:清代甘肃驻防绿营考论

甘肃作为边疆省份,在清廷西北边防体系当中处于战略基地和用兵通道的特殊重要地位.同时,甘肃河西地带也是作为陕甘地区军政重心所在,如单以行省论,甘肃绿营配置是陆疆省份中兵力最为雄厚的省份.就陕甘绿营建制区内部而言,甘肃绿营区兵力配置兵额又多于陕西省.从规模及职官上来看,陕甘绿营建制亦以甘肃为重心,甘肃绿营兵额及职官均多于陕西绿营.在兵皆土著的绿营建制原则下,陕甘尚武之气对于陕甘绿营战斗力的影响是必然的.陕甘绿营,特别是甘肃绿营的战斗力明显强于其它行省.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实践教学探讨

开办一个专业，能否达到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教师队伍的素质至关重要，专业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教学水平，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岗位的操作技能，因此，教师队伍的建设应放在首位。     

"五四"时期唯物史观传播热潮的时代特点

本组笔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进行了探讨.李根蟠认为,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理论的提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一个丰硕成果,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陈其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关于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为: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中国史范围的处理和历史上民族统一的不同阶段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张越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探讨过程中,唯物史观所起的作用重大,意义深远.王志刚认为,"五四"时期形成的唯物史观传播热潮具有三个显著的时代特点:即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系统介绍和全面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建工作.张利认为,范文澜在历史评价问题方面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历史主义原则评价历史人物;从加强各民族团结友好的高度评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以一种中国史与世界史联系的眼光对历史演进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评析,揭示其本质.张剑平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见.许殿才从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如何运用与发展唯物史观以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阐述.邹兆辰则认为,在中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过程中,善于分析与借鉴,功不可没.     

鞍山史话

今天的鞍山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座绝无仅有的特殊城市。     

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地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

对社会发展的探讨是研究发展观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过于片面,即: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而后者往往又等同于某些经济指标的增长。在这些言论中,忽视了社会的主体,也是其根本———劳动者。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劳动者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而劳动者的发展又包括两个方面:素质技能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经常被连在一起使用,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有意或无意的概念偷换过程,即,社会发展就是经济发展,或者,严密一些,社会发展约等于经济发展。这种发展观,在西方非常盛行,一度占主导地位,中…     

亲亲相隐:社会组织项目制何以形成“共谋链”——基于M社会工作机构的观察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会出现执行偏差现象为既有研究所揭示,但相关行动主体之间何以形成“共谋链”现象?本文通过M社会工作机构执行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案例,试图揭示社会组织与属地政府、内部员工以及居民在项目实践中通过“目标替代”形成“共谋链”的社会机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机构通过政府背书来获得稳定的项目资源和生存空间,维护项目发包的委托—代理关系;与社会工作者形成专业建制,完成项目指标,应对委托方的项目验收;通过人情、礼品邀约社区居民完成服务材料,应对项目评估。属地政府的默许与社区居民的支持,使得该“共谋链”成为一种稳定存在的行为模式。研究发现,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强资源依赖和专业化滞后下市场造血能力不足是社会组织项目制出现共谋的结构性诱因,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应通过更为规范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方式进行。     

清代两淮票盐制及其实态

发端于道光十年(1830)的两淮票盐制改革,是清代地方政府在面对盐业日益败坏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以陶澍为代表的盐政官僚希望通过改纲为票来实现推广盐业自由贸易、挽救淮盐颓废、打击私盐和确保国家盐课征收的目的。尽管改革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票法本身的缺陷和咸同兵燹的影响,改革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事实表明,制度的好坏除了取决于制度本身的优劣以外,同样也取决于制度的推广与执行情况。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中股权方式的探索--存款股权制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虽然应通过增加股权资本来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但目前银行达不到从资本市场大量融资的条件。应开发一种稳定、低风险的股权方式———存款股权制。既可优化银行的资本结构,又为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增强银行实力做准备。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