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有多种类型，大体可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以太平天国丞相官职演变为中心的考察表明：到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其基本功能，也偏离了其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说明了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新列国志》中的“借言作断”之法

冯梦龙在《新列国志》的创制过程中，发挥《左传》“借言作断”之法：一方面，将春秋义理融入人物话语，明白显豁地反映历史真相，寄寓是非论断；一方面，借鉴《左传》中“君子曰”的模式，以髯翁、髯仙、史官、史臣等身份进行讽咏，或出以己意，或引经据典，以有诗或无诗的评论，增加内涵与意趣。他力图经史融合，藉由小说实现儒家道德伦理的大众教化，提升了列国小说的品格，确立了《新列国志》在列国小说演进过程中的典范意义。     

司马迁与中国史学传统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历史学上一座不朽的丰碑。这部通史,不仅以其丰富而翔实的资料,严谨而生动的语言,使之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开创了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司马迁开创了以记录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通过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的类别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描述十分生动,丰富     

社会主义理解史的哲学界划——从未完成的“《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谈起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是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一部社会主义理解史研究纲要。在对众多"外国社会主义者"的排列与布局背后,体现了马克思对《神圣家族》中三个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在"《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计划"中对共产主义理念史、三大空想主义者以及德萨米与蒲鲁东思想的整全考察;基于此,马克思得以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视野中,完成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哲学界划,揭示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的内里关联,从而探索出一条德国社会主义本土化建构的道路,为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主义方案奠定了基础。     

领导干部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正>意识形态是政党的精神旗帜,是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和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积极健康向上,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但同时也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