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研究——以“一带一路”国家《论语》译介工程项目为例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国家坚持国际经济、多边文化的核心理念,经济与文化并存,经济是表现,文化乃固本。国家《论语》译介工程项目就是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基础上使各国文化“和而不同”。在国际贸易日益繁荣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儒家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和途径,以达到交流、共通、合作之目的,从而对“一带一路”倡议起到推动作用。     

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网络传播状况与策略创新

实现文化遗产传播目标,不仅取决于专业传播主体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诠释与投射,更在于传播受众的感知与评价。以海南冼夫人文化遗产为例,使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文化遗产信息在网络平台传播的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内容进行调查和对比分析,了解冼夫人文化遗产信息的网络传播状况。研究发现,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未达到同向同行状态;投射与感知关注程度不均衡的类目较多;专业主体情感倾向比用户更积极,双方情感指向大相径庭;投射与感知内容的网络结构存在差异。针对专业投射与用户感知的“鸿沟”,可以从改善投射供给、鼓励用户自创、实施精准传播、创新文化传承等方面着手,消减文化遗产传播供需矛盾,提高传播效能,实现地方特色传统文化的守正创新与高质量发展。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生产——以“七一庆典”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生产,指涉以过程性仪式这一空间文本为视觉对象的共同体意识话语生产和认同建构。“七一庆典”表征之维的符号修辞结构,以空间选择的符号意指、空间符码的观看之道、空间符码的音声体系,组构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结构;非表征之维的具身实践,以代表性和全民性相统一的主体参与、程序性和叙事性互构的过程情节、具身性和沉浸性集聚的身体姿态,进行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展演;统合表征与非表征双维共振的修辞功能,以叙述性、调节性、表意性话语的运用,在情感、精神、价值空间的仪式展演中强化“五个认同”。     

论当代社会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内部构成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社会变迁对中国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嬗变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深入研究电视媒介人的观念变革、电视节目构成的多元化、受众接受心理的演变、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可以使得电视传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     

从模因论视角阐释仿拟修辞

在此尝试运用模因论对仿拟过程和仿拟种类进行阐释,认为仿拟过程遵循模因复制的四个阶段,而仿拟种类正是语言模因传播的两种形式,以期能为仿拟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符号学视阈下的报刊正文字体传播效果及应用

汉字和字体都是符号,汉字加入字体的变化,原本记录语言的文字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图像,而图像比文字具有更多样的表意性。报刊正文在编辑排版过程中,不容忽视汉字和字体作为＂符号＂的两重基本功效和任务——信息认知和情感体悟,它们分别表现为字体的＂适读性＂和＂形象性＂。字体因不同形态各具造型功能,直接关系文字、文本的表情达意,影响传播效果。编辑人员应该把握认知心理规律,树立＂将汉字作为符号进行实际应用＂的理念,提高字体的传播效果。     

《牧斋初学集》中的三则《水浒传》资料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中有三则与《水浒传》相关的资料,都透露出《水浒传》在明代中后期的传播与接受信息。这无论是对于《水浒传》传播与接受史的研究,还是对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探讨,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值得《水浒传》与古代小说研究者重视。     

自由之路——析伏尔泰的社会传播观

118世纪的法国,欣赏戏剧已在社会中蔚然成风,戏剧逐渐成为宣传启蒙思想的舞台。从第一个被搬上舞台的悲剧《阿穆利乌斯和努弥托耳》开始,伏尔泰就已经意识到戏剧在消除迷信和偏见的恶劣影响,教育人民憎恨宗教狂热和暴政,歌颂爱好自由和人文主义的思想上的作用是其他艺术形式望尘莫及的,伏尔泰十分看重戏剧引发的剧场效应的巨大作用。     

从权力话语理论视角看《红楼梦》译本对宗教文化的处理

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同时集儒、释、道于一体;英语文化则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红楼梦》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宗教文化因素.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对这些文化因素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那么,促使两译者做出不同处理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文章从权力话语理论视角进行探讨,认为翻译工作者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主要使者,应该尽量保留原文的特色文化,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享有应有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