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文学家传记书写过程中史家身份与叙事指向关系

《旧唐书》的撰写者是一群较为纯粹的史官,在他们眼中,"游于艺"是极正常的现象,文学活动与政事活动并无太大关系。从文学作品中,他们没有刻意寻求微言大义,而是在自己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史料的采录工作。《新唐书》传记的作者宋祁则与之不同,撰写主体的文学家身份会让他们把传记书写当作一个文学创作过程来看待的。落实在文学观念的阐释上,他们对文学本身的要求有所提高,对政治人的不同阶段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过程中进行身份定位。不论是史官撰史,还是文学家写史,都会以儒家思想是他们秉承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主体身份的史臣们不会对君主制产生怀疑,这是他们信仰并维护的合理体制,基于此,他们的书写观念中,忠于君权则成为士大夫必须具备的一种操守。     

关于张(鷟)《龙筋凤髓判》文风问题的探讨——兼与白居易《百道判》比较

张<龙筋凤髓判>的文风问题千年来争议颇大,虽然清代以后学界多以四库馆臣的评价为准,然仔细研读<龙筋凤髓判>文本,即可发现南宋洪迈所批有一定依据:"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指出了其判例过于单纯和判决中强调法律而忽视情理的一面;"全类俳体"指出了部分判题的游戏化和判决语言的诙谐调侃;张判用典多且涩,而且部分判文用典还有罗列汇集之目的,故给人以"堆垛故事"之感.张判文是复杂的存在,这既源于主体的创作目的和创作个性,也有时代文风的影响.     

"心性本觉"说与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兼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近六十年来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写作与近现代佛教史上的<起信论>之辩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吕澂先生基于民族思想的视角,对其前期提出的"心性本觉"说予以语境转化,通过梳理中国佛学源流,确认了"心性本觉"为中国佛学特质这一思想事实.潘桂明先生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则将吕澂的"心性本觉"说由一特殊性佛学命题扩展为一更普遍的哲学命题--"即体即用"的思维模式,以此展开对整个中国佛教思想史的系统性阐述,进而反思中国哲学的反知传统.     

《金瓶梅词话》中句末助词“来”的时体意义

"来"作为句末助词在近代汉语中表示出一定的时体意义,通过详尽考察《金瓶梅词话》中"来"的具体语法意义可以看出,"来"表示过去发生义和表示事件的完成,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汉语"来"的近过去和完成体用法。但《金瓶梅词话》中"来"的这种语法意义并不稳定,还可以表示过去经历义和将来时,"来"处于向典型时体标记发展的过渡期。     

论新时期画家传记的写人艺术

新时期画家传记中传主形象丰富多彩、真实生动.传记作家塑造人物形象运用的艺术手法主要有:或将传主置于重大激烈的事件冲突之中,或关注传主日常生活细节的表现,或通过人物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对话,或侧重于描述传主的精神历程,或注重传主的心理刻画等等.传记作家要做到小说家的匠心与历史学家的严谨相结合,展现传记中人物性格的真实性、丰富性、复杂性,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汉英名名复合词转喻连续体的接触强度及有界性

转喻是一种基于邻近性的基本认知方式,转喻模式是渐进性的连续体,包括空间连续体、时间连续体、行为及事件连续体、范畴及属性连续体以及相应的子模式。而汉英名名复合词是语法结构最简单,但又能具体说明概念内容或者所指对象的复合词,一方面体现出形式与表达的简洁性,另一方面又暗含着意义构建的复杂过程。汉英名名复合词转喻连续体各种模式的接触强度及有界性是不同的。     

"柏梁体"与"歌行体"的形成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七言歌行继承了初唐同类体裁诗歌的创作范式,而初唐七言歌行的成熟则又是全面吸收并发展了汉之"柏梁体"的风格和特色,因而,"柏梁体"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体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柏梁体"之影响表现在御用色彩及颂德功能;由外向内的抒情走势;押韵方式的变化等方面.     

王世贞对前七子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

王世贞对前七子诗学辨体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意至而法偕,反对拘泥成法,主张由“法”而“悟”,谋求“法”与“意”的和谐;二,格调根于情实,承认“情”是“格调”的基础;三,拟议以成变化,对前七子摹仿因袭的批判;四,师匠宜高,捃拾宜博,扩大了诗学审美取向的范围。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