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和五代时期四川的茶叶

一、茶业生产的大发展 四川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种茶饮茶的发源地。从先秦到两汉都只有四川才有种茶和饮茶的记载。魏晋六朝时期四川的饮茶活动才传入江南地区,其后又由江南传入华北地区。到唐代,饮茶活动已遍及全国。“茶之为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乏,难舍斯须。至于田闾之间,嗜好尤切。”人们对茶叶需要的增长,促进了茶叶生产的飞跃发展。唐代是我国茶叶生产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形成了我国盛产茶叶的局面,在全国形成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江、黔中、江南、岭南八大产茶区。中唐以后,茶叶贸易已相当繁荣,茶叶经济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封建政府正式开始征收茶税,并把茶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适应整个社会对茶叶经济的普遍重视,专门记述茶叶生产、     

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学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提出，“十一五”时期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的干部教育思想与实践述论

邓小平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两年零八个月期间(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团结带领西南各族人民,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特别是面对党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紧紧抓住干部教育这个中心,始终把对干部的教育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提出在干部教育中要警惕享乐思想、倡导艰苦奋斗作风,强化干部的执政意识,牢记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干部学习制度,完善学习方法,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这些重要论述对于做好新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建设一支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能够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始终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干部队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秦汉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的契机。当时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异同与对峙,导致了绵延不绝的民族战争,但同时也为双方间的渗透与融合创造了条件。与此相适应,则是以中原王朝为本位的民族文化观念两大思潮的基本形成:或致力于鼓吹“夷夏之防”;或积极提倡“夷夏一体”、“王者无外”,而以后者占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民族文化观念已趋于成熟,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略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制度

盐铁专卖制度是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本文拟从盐铁专卖制度的源起着手论述,并结合汉武帝时期的社会背景,对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包括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进行详细的评析。     

明清时期河南少林武术生存空间之演变

明清两代河南少林武术传播生存境遇差别很大。明代,嵩山少林寺与政府关系密切,而明代中期后商品经济和商业活动中存在的一些不安全因素,刺激了人们对少林武术的需求,因而此期的少林武术在报效国家和服务民间的广阔空间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东传日本,达至极盛,可谓少林武术传播发展的黄金期。清代则与之相反,政府对少林寺心存怨尤,对其武术活动多予掣肘,少林武术生存发展的政治途径被切断;后又因中国近代化因素的影响,仅有的民间市场也日益萎缩,河南少林武术由盛转衰。从明清两代少林武术两种不同的发展生存状况可以看出,少林武术的兴衰与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关系密切。     

土族“除王蟒”传说与女性的社会化研究

"除王蟒"是流传在土族地区的一个传说,有着多样的文本面貌和流传语境。通过对传说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类型的传说在土族女性社会化的过程中承载着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即记载女性鲜活的生活历史;表现女性饱满的情爱心理;表达女性对社会公正的深度渴望。     

战后五十年台湾政治行政架构及经济促进功效浅析

战后,中国台湾在国际经济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利用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相对优势,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导向,使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台湾政治经历了一个权威主义政治特点的军事戒严体制统治时期.带有强人政治特点的政治行政架构与起飞的经济发展过程之间是否具有因果联系?本文试图对此给予理论说明.     

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

明朝时期，卫拉特蒙古在其首领也先汗时代与藏传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但随着其地域的变迁和社会历史的演变，自17世纪初开始，卫拉特蒙古正式信奉了藏传佛教。     

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再思考

文章在肯定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可取之处的同时 ,着重评论了该书的三大不足 :其一 ,亨廷顿的历史观是西方中心论 ,这影响了他的分析的客观性 ;其二 ,“文明”和“文明的冲突”两个概念被作者严重简单化、片面化了 ;其三 ,该书只谈到文明在冷战后世界秩序重建中的影响 ,而没有指明世界秩序将如何在文明的基础上重建 ,即作者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