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超豪、胡和生：畅游在数学王国里的神仙眷侣

在浩瀚的数学王国里，谷超豪、胡和生是一对成就斐然的院士夫妻，他们执著于数学研究60载，取得累累硕果。谷超豪培养的学生中，有9人成了院士。     

杭州城市标志揭晓

2007年5月,杭州向全球征集城市标志。3月28日,历时整整10个月的杭州城市标志正式揭晓。市委书记王国平指出,要以城市标志产生为契机,推动城市品牌经营再上新台阶。     

政治多元:汉初中央与诸侯王国政治理论的分殊

汉初诸侯王国有着自主选择统治术的独立施政权力,因而构建了各自与中央王朝不同的政治学理论体系。这些王国的政治学理论都认同中央统一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说并非统一中央王朝的异己力量,而是在体制内寻求其生存的合法权。汉初政治学理论的这种差异性,是汉初多元一统政治体制下政治实体多元存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它极大地丰富了汉初政治学理论建构的政治元素,成为日后统一的中国传统政治学体系构成的重要理论渊源。     

从神学阶梯走向形而上学——德绍尔技术哲学思想研究

德绍尔集工程师、企业家和技术哲学家于一身,是技术哲学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德绍尔的技术哲学思想深受其宗教观念的影响,他在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对康德的三大批判作了引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第四王国"理论为核心的哲学思想,并在第四王国理论中借助上帝实现了现象界和物自体的统一。德绍尔对技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然而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技术本身所存在的弊端。但即使是对技术的影响与界限这样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德绍尔也给出了形而上的解释。用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指代技术,将技术的负面影响与世界的完美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以神学思想为基础,将技术哲学思想引向了形而上学的殿堂。     

河南“驼人” 黄河骄子——河南驼人集团董事长王国胜创业启示录

这是河南驼人创造的一个传奇故事,这是一个黄河哺育成长的时代骄子。崛起在黄河岸边的河南驼人集团董事长王国胜和他的企业,经历了十多年的奋斗,成为国内最大的麻醉及疼痛护理耗材生产公司,成为中国麻醉耗材的第一品牌。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驼人集团产值已达3.8亿元,比前一年又增加了1亿元!该集团下属的六个子公司拥有数百多名员工,近亿元固定资产。集团生产的麻醉穿刺包、镇痛泵、气管插管包等产品,不仅被国内外3400多家医院采用,而且打入了欧洲市场,并在印度、韩国、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打开销路。正如不久前董事长王国胜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说:这几年企业的经济效益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往上升。面带微笑的王国胜,表现出了一个残疾农民企业家成功创业的自信。然而,这成功的背后有多少心酸和汗水?有多少挫折和磨难?他的成功又给人们多少启示?     

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影响

古代埃及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战争引发了一股衰退的潜流,它强烈地冲击着埃及社会健康的机体,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王权与神权的斗争、阶级矛盾的激化、民族创造力的枯竭和广大人民的厌战情绪等等,这些都是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走向死亡的基本原因.     

自然界中的两个王国--莱布尼茨自然哲学初探

面对近代机械论的冲击,莱布尼茨试图和解机械论和目的论,用这两种方式来解释自然。从这两种解释方式出发,他把自然界划分为形体和灵魂、现象和实在这样两个王国,并用前定和谐来解释它们的关系。康德立足于主体主义,批判并超越了莱布尼茨。他在消极意义上划分开了现象和本体,仅把目的论用来解释现象界的有机物,宇宙也只是先验和谐的。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致力于重构被康德分裂开来的世界的统一。而莱布尼茨自然哲学在今天仍有可供我们吸取的价值。     

“西夏”小考

把“西夏”和西夏王国等同起来,这和历史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出入。首先,指代西夏王国的“西夏”,不是本土之自称,而是异域之他称。其次,在宋代以前,“西夏”不是政权专称,而是地域名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西夏”有着不同的含义,但自晋代以来,以河西走廊为“西夏”的说法是中原社会最为普遍的认知。     

论青海都兰吐蕃时期墓地考古发掘的文化史意义——兼评阿米·海勒《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

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的考古发掘,在吐蕃考古中具有重要意义,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奥地利学者阿米·海勒所撰写的<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一文所作的述评,并结合青海境内新出土的考古资料,对该墓地中考古发掘出土材料所反映的文化史意义作了扼要的评介,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政府与劳动力市场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通过劳工法令的颁布和执行,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运转中,政府主要扮演了以下三种角色：首先,通过颁布强制性法令,成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其次,通过惩罚违法行为,成为市场行为的规范者;最后,通过对违约行为的裁决,成为市场契约的维护者。从可以见到的法庭案卷来看,在劳工法令执行过程中,政府不自觉地承担了“服务”市场运行的功能。这是以前的研究没有注意到的。干预劳动力市场的措施虽未产生理想效果,它却开启政府介入劳动领域之先河,对此后英国劳工政策和劳动关系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