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田于湔山”及其可能的地域

湔山是鱼凫、杜宇等数代古蜀王朝狩猎、种植、生产的重要地域,是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常璩(东晋291-361年)著《华阳国志》描述的"鱼凫田于湔山"的缘故和地域今天依然不十分清晰。笔者通过实地调研文献分析认为,"鱼凫田于湔山"有其特殊的历史缘故和地理位置。古蜀王国时期,王权更替,执行"禅而不传"的权利交接方式。从鱼凫到杜宇、再到开明王,事实上是"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唐虞之道》第27号简)。就蜀王个体而言,不可能活数百岁,无论蚕丛、柏、鱼凫还是杜宇,都可能采取"转世"方式延续其王和神权,故才能"皆神化而不死"。周武王伐纣成功,在建立西周之际,下诏蜀国"天降杜宇",鱼凫被迫禅让王位,因此,"田于湔山"应发生在鱼凫王失去王位之后。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王位,"鱼凫田于湔山"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田于湔山"的有限位置,可能在当今四川省彭州市磁峰镇、小鱼洞镇,包括通济镇等周边一带。     

从“责任”到“尊严”:康德目的王国的实现路径

责任概念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康德由善良意志推导出责任概念，认为责任是尊重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并进一步说明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而仅合乎责任的行为不具有道德价值。康德在回答人与人之间相互履行责任的理由时，构建了一个由普遍规律约束起来的不同的有理性者构成的目的王国。在目的王国中，康德认为人应该运用理性去获得德性，期望人能够基于责任并超越责任的束缚而出于完全的自律去追求尊严。同时，责任是实现人尊严的起点，它何以引导人获得尊严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这是研究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融合中原和西域文化“DNA”的画像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伏羲女娲图》一瞥

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北郊的荒漠戈壁中,是自西晋至唐代以来高昌王国居民的公共墓地。1965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了一批绢画和麻布画,其中就有《伏羲女娲图》。后来又陆续发现了数十幅《伏羲女娲图》,现有28幅收藏于新疆博物馆,均出土于吐鲁番地区。伏羲和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类始祖。     

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土地管理机构

古代埃及是一个农业国家，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始终是其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因此设立和组织行之有效的土地管理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伴随国家政策的调整，土地办公室成为古埃及中央行政管理的核心部门之一。文章以土地管理官员的坟墓铭文、石碑铭文及纸草文书等文献为基础，进而对土地管理机构的设置、人员构成、行政等级和职责进行解析。对古埃及土地管理机构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古埃及行政管理的结构，以期为古代埃及行政管理体系研究找到一个新的视角。     

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暴力,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政治经验相左,故无法解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