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朝”与“伪国”语境下的五代十国杂税

五代十国时期杂税暴兴是史学界习惯的印象,但其背后存在伪朝与伪国语境的夸大与渲染。五代十国尽管出现一些极端杂税的事例,但多数时间的杂税处于合理范围内。伪朝与伪国语境将五代十国杂税的出现归结为各僭伪政权的本性所致,由此证明其非法性和非正统性,最终凸显本朝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实质是政权合法性的诉求。实际上,五代十国杂税的凸显是唐宋之际赋役制度变迁的反映,特别是田税定额化的结果;作为国家正税的补充,五代十国杂税的存在亦不乏合理性。     

自编码扩频和直接序列扩频的性能比较

基于自编码扩频在传输数字信息时能实现扩频码动态可变的现象,讨论了自编码扩频的原理、传输特性,引入等效扩频增益描述其性能变化,并针对自干扰现象提出了改进方法。通过分析和仿真表明,虽然自编码扩频的增益与经典扩频实际上相同,但是通信的隐蔽性得到了改进。     

浅谈哈耶克对“个人理性”的认识

哈耶克的“个人理性”观是哈耶克个人主义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通过剖析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个人理性”观的批判，进一步阐明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对“个人理性”的认识。     

关于同工同酬的伪问题——生产与福利的关系之二

小区的保安经常倒班,一个月只能拿数百元;银行的保安正常上下班,一个月可以挣数千元;听说以后飞机上也要配保安,那工资应该更高.同样是保安,工资的差距咋那么大呢?     

跨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日本生命伦理争论 ——读洛克《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

在日本的生命伦理学史上,一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且持续近20年的关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争论,构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北美人类学家洛克将这场争论置于北美与日本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加以审视,撰写了《双重死亡:器官移植与死亡的再造》一书。在北美和日本,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议题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公众反应。通过从关于生命与死亡的本体论、身体的商品化、"生命的礼物"的暗喻等层面的跨文化的比较,洛克指出:大多数日本人受到其传统与文化的限制而不愿意接受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然而,同样地,正是由于其传统和文化的基础,大多数北美人相对容易地接受了脑死亡和器官移植。基于对洛克作品的阅读,本文认为: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的方法,能够为理解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生命伦理差异,提供重要的洞见。     

秘书腐败的机理分析及治理措施

<正>近二三十年来,在陈希同、程维高、周永康等高级领导干部的违纪审查中,"秘书组"腐败问题屡屡进入公众视野,秘书腐败问题也多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关于秘书腐败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秘书腐败问题是一个伪问题,无职无权的秘书能够腐败的直接原因与他们服务的领导干部大都有牵连;二是认为秘书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寻租,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是秘书腐败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前者强调了腐败问题中秘书的附属性,后者强调了秘书自身的能动性,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深入分析和治理秘书腐败问题,首先需要认识清楚秘书是怎样的一类"政治人"。     

基于高速DG的伪随机序列及其产生研究

针对专用伪随机序列发生器的不足,对基于高速数据发生器的伪随机序列及其产生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阐述了伪随机序列的几种码制和产生方式,提出了基于高速数据发生器的伪随机序列设计的一般原则和方法,并给出了典型伪随机序列在高速数据发生器中的设计实现和实验结果。     

关于苏联东欧剧变的研究和争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烈变化,不但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如何理解和解释苏联东欧的剧变,理解和解释它们在十月革命之后和二战以来的历史,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研究苏联东欧的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对此问题的特殊关切源于苏联东欧的形势对中国具有较大的比照和启示作用。毛泽东早就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流传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虽然由于后来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国关系恶化,不再有“向苏联学习”的口号,…     

2004-2006“第三次改革争论”始末

自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被认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争论关键性的认知差异在于,一方认为问题是由于市场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须全面后转;而另一方认为,这是改革不彻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须加速推进改革,方向不能动摇。3月14日上午,“两会”新闻发布会现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言失败”。一周前的3月6日,一篇新华社消息贴到了各大网站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明确表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定和信心。”字字铿锵有力,各媒体纷纷转载。中央最高层两次高调谈论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针对的是自2004年起社会上关于改革问题和方向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