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迎来发展春天

<正>曾有专家预言:"21世纪的中国农村,将是合作经济组织大放异彩的地方。"统计显示,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全国工商机关就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成员共计35万户。中国大地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风起云涌,农民     

多元理性主导农户的差别化生产研究——基于6省区农户的多案例分析

农户差别化生产的行为动机分析是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通过六省区农户调查的案例分析,发现单一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很难解释农户以"一家两制"为特征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实际上,中国农户的生产动机至少包括了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6省区134份案例中,96.3%的农户表现出两种生产动机,64.2%的农户表现出三种生产动机,体现出了多元理性。而对其中6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及3种生产动机的逐项复制研究说明,多元理性主导了农户的差别化生产。因此,完善基于多元理性的农户行为分析框架,对于从更符合实践的视角去理解发展中国家小规模农业和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国内农户经济研究十年

新世纪以来国内农户经济研究延续了西方农民学和20世纪中国研究的学术传统．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户家庭经济环境和经济行为方式的变迁为基本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对农户的经济理性研究、农户经济行为过程和内容的分析、农业生产要素与农户经济行为研究三个主要方面。已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农户的经济生产或消费,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全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对“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反思

本文对当前我国“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困境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一是对公司和农户签订的契约环境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困境产生的根源。二是对履约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找出“公司＋农户”组织运行的困境。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公司＋农户”组织模式改进的建议：通过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构建有效的治理结构,摆脱集体行动逻辑的困境;扩大农户生产规模,提高自我履约能力;双方建立起真正的利益共享机制;政府体制进行改进和互补性制度的安排。     

土地流转与农户家计:两种流转模式的比较——基于江西省T村的实证调查

已经严重分化的农户及其对土地程度不同的依赖和存有差异的流转意愿是任何形式的土地流转在农村推行的社会基础,再考虑到这些农户在我国宏观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农户家计就为土地流转划定了应然限度.资本下乡流转由于其自身特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对绝大多数农户的家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过密型农业仍将长期维续的前提下,对于这种流转模式必须谨慎对待.而完全出于自愿并使流转双方互利共赢的农户自发流转与大部分农户家计的要求较适应,对于这种农户智慧创造的制度创新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     

农户水稻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西省3县306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都昌县、铅山县、新干县306个样本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选择土地转入实施规模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水稻种植年数、农地流转经验、家庭人口数、家庭劳动力人数、有无农技员指导等因素对农户选择规模种植没有显著影响.农户文化程度、是否科技示范户、农地流转租金、家庭人均纯收入、有无机械设备或牛等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投入产出比等因素对农户规模种植的决策行为影响较显著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分析——以山西农户为例

根据山西省农村跟踪观察户资料，通过对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户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户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     

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六地市1142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六地市的农户调查资料,对福建省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征地前家庭拥有土地面积、农民是否参与讨论或决定征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款是否都兑现、对有关征地政策是否有所了解、农民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合理程度和被征地离中心城区距离是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是负向影响。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