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卡明斯视觉诗 “l(a” 的视觉模态隐喻的人际元功能探究

建构在社会符号学意义上的视觉模态隐喻是自然语言系统和副语言系统结合的产物,它具备了语言的系统性和功能性。由印刷体式表征的视觉模态隐喻在卡明斯视觉诗 “l(a”中通过陈述制作者和观察者与所代表物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完成了其语言的交流功能,它在与语言的转喻和隐喻关系层面实现了人际元功能。     

科学思潮与现代汉语诗歌形式变革

清末民初的科学思潮,是五四新诗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历史语境。科学思潮对汉语诗歌形式现代变革的影响,一是诗思的转变:体现为由古代汉语诗歌的感性抒情为主的诗思传统转换为现代诗思的知性重理或情与理的互渗,注重写实求真、率性求真、智性表达成为了现代诗歌重要表达方式。二是语言的变革:诗歌语言外来词汇与外来语法体系的引入、现代汉语虚词的普遍入诗、标点符号的运用等,促进了诗歌形式变革。三是诗体变化:现代诗行的分行排列、多元开放的节奏形态、自由体形式的选择带来的诗歌形式的现代变革等都与科学思潮的影响直接相关。四是传播的变化:现代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与传播对象、传播空间的变化都与科学技术的变化息息相关,改变了人们诗歌的接受观念与欣赏习惯。     

艺术形式的革命化与自我革命的形式化——论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作家主体精神的辩证关系

从新女性作家到左翼作家再到革命作家，丁玲的生命历程是一个不断改造旧我、构建新我的革命化过程，也是她的文学实践与其主体精神彼此形塑的过程。革命化的文学形式是丁玲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艺术呈现和文学表达，经由文学形式的革命化，丁玲实现了自我革命的形式化。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其主体精神形成了同构与互文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其文学实践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和主动对接，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值得发扬光大。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贫乏与畸变的风景——对50-70年代中国新诗的审美观照

把 5 0— 70年代的中国新诗放到 2 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中去 ,从诗的流派、体式和诗美内涵三个层面进行审美观照 ,认为 5 0— 70年代的中国新诗是在自律与他律、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合力场中艰难地生存与嬗变着的。于流派表现为现实主义的畸变、回归与丧失 ,伪浪漫主义的一度喧嚣 ;于体式表现为民歌体的势压群芳 ,政治抒情诗充当霸主 ,其他体式处于从属地位 ;于诗美内涵表现为虽有崇高美的存在 ,但就总体而论 ,则为真善美的对立与错位 ,乃至丧失了真善美。     

书写,体式与社会指令——对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进路的思考

无论是古代散文研究还是古代散文史撰写,目前的状况尚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对这一学科领域的提升,有赖于学术理念上的改进与突破,这包含:一是在概念上对古代散文做出新的界义,从"书写"而非"创作"的角度把握之;二是重新厘定散文研究的范围,由体式入手而非将漫无边际的内容等一并纳入其中;三是紧密关注社会指令与散文体式之间的关系,将散文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以新的方式连接起来。     

寻找诗歌中的“异托邦”——诗歌空间的美学映像

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让空间成为瞩目的理论问题。诗歌中的空间问题成为空间研究的分支之一逐渐被研究者关注。空间为诗歌提供意义生产的场所和审美的若干可能。空间体式是诗歌的外壳,空间意象是诗歌的内核,空间形式则是诗歌文本的灵魂。平面的、视觉狂欢式的诗歌难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时代更呼唤立体诗歌的出现。诗歌生态发生变化,诗歌内核会敏锐反应这种变化,将以变异后的诗歌空间呈现于世人面前。     

简论唐人试策文对《文选》策论等文章体式的继承

唐人试策文对《文选》文章的形制、结构、行文布置等方面有着明显的继承。在体制上,唐人策问忠实套用《文选》策文的“起一承一转一合一收”格式（有所增损）。在行文模式上,唐人对策主要采用《文选》“对问”体,开启行文,推进论说。在行文布置上,唐人试策继承并大力发扬了《文选》论说文“事类联类铺排”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