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援道入儒的思想体系

王安石援道入儒思想体系,表现在体用合一、本末兼备的道论,无善无恶、性情合一的性论,万物废兴、自外在我的命论三个方面。王安石的儒学思想体系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新高度。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心性本不二--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儒家"性"论之特征

在儒家正统哲学中,"性"作为人得以成立之依据,乃是天赋的.这也可以表述为"性善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贡献在于,它论证了人性(天性)之实践环节在"心"上,由此形成"心性不二"的天-人关系框架.突出"心"之本体地位,"人道"内在同一于"天道",对"天道"的追求也实践地落实为人道追求;但另一方面,人道实践乃是天道实现的环节,又深刻地区别于"人类中心"的泥淖,从而有助于建立天-人,人-物的合宜关系.     

论“声情(声气)”——唐诗研究中的一个盲点

"声情(声气)"茂美,是唐诗的重要而基本的审美特征之一,但在现代学术探讨中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点,在对相关的古典文献作了简单梳理,并在诠释"声情(声气)"范畴的基本理论内涵的基础上,笔者揭示了"声情(声气)"乃是堪与"意象"相提并论的重要范畴,而"声情"论对于把握唐诗及汉语古典诗歌的整体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特质有着重要作用。     

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体用类型是指由名词引申出动词或形容词,这是汉语词义引申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过去未能揭示出这种类型,是它被概括在其它类型之中。它的提出,得到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与传统词义研究理论的启发。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流行的"词类活用"说其"本用"与"活用"的关系很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体""用"的联系上。近20多年来,围绕汉语词义演变所作的理论研究,有一些是对词的非理性意义的关注,它们与汉语词义引申的理论不处在同一个平面。     

从学术探究到理论建构——方克立先生文化体用观述评

作为“综合创新”文化观大力阐扬者的方克立先生,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文化体用问题的研究。一方面,他自觉站在综合创新文化观立场上对“中体西用”论及“西体中用”论观点作了中肯的评论,并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从理论建构角度对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作了新的解释发挥,并将其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新模式。他的这些创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

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形态,和持论者的修身实践相关.儒家的工夫论在中晚明阳明后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朱子后学有所不同,阳明后学的工夫论既有沿着王阳明精神方向的进一步展开,也有不同于王阳明思想的其他形态.本文首先指出王阳明之后不同阳明后学在工夫问题上的一致追求,进而具体考察在此一致追求基础上不同工夫论形态的分化.依本文之见,在体用观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不同思维方式,是造成阳明后学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二元论体用思维方式之下的工夫论,可以说是阳明学话语形式下的朱子学形态,其后果是逐渐从阳明学内部产生了脱离阳明学传统的典范,尽管那种新典范并非简单地回归朱子学.     

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及意义确证原则

本文认为我们处在文化对话的语境中,但当下却不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应该和谁对话,如何对话.我们患了文化对话的失语症.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中,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对话中的中国文化身份的努力,这里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马克思主义为体,古、西为用,以及"元文化"等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体用"的对话态度,其内涵的是一种先在的预设,结果却是不得不陷入一种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话悖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给出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文化对话态度.由此,我们试提出一个具有普泛意义的,在文化对话中如何确证中国文化身份的原则底线.     

唯识学的体用思想略论

唯识学有着丰富的体用思想,所涉及到的层次和角度众多。依据体用必须一致的原则,有对于外道、小乘佛教体用之执的辨破。依据相对的体用不二原则,有对于世俗谛之内体用之间关系的辨析。依据绝对的体用不二原则,有胜义谛、世俗谛之间的体用关系辨证。在具体的思想论述中,"体"、"用"的具体意涵丰富多样,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以贯之的不一不异:"体用不二"。     

“孝弟”:“仁之本”还是“为仁之本”——以朱熹对《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诠释为中心

对于《论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句,历来有不同的解读。汉唐时期大都将其解读为"孝是仁之本",而唐宋时期还出现了"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的文本。朱熹继承二程所谓"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仁为孝弟之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明确讲"仁是体,孝弟是用",把仁与孝弟的关系看作体用关系,并由此将该句解读为"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而不是"孝是仁之本",这些观点在理解仁及其与孝的关系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