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用论到主体资源论

中国近现代的东西方文化论争是在体用论的架构下进行的。这一架构曾经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 ,也暴露出内在的限制。主体资源论就是为突破体用论的内在限制而提出的。主体资源论的运用将突破一切文化问题上的民族主义及意识形态的限制 ,为中国新文化的发展确立学理的基础     

体用同形与词类活用说

先秦汉语名动同形有两类,一类以名词引申出动词,一类为动词引申出名词.由动词引申出名词的通常视为兼类词,由名词引申出动词的则有两种不同看待,一部分作兼类看,一部分看作名词活用为动词.而从本质来认识问题,名词引申出动词者,都属于体用引申范畴.只是由于后代词形的分化和使用上的分工,原来体用同形的词,有一些只剩下名词的用法,活用论者往往依据后代的用法,来律定先秦汉语的词性.     

用辩证否定观看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体用之争”

在近现代史上,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相互冲突与交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体用之争”,这些“体用之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些“体用之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分析“体用之争”,找出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能为我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给予理论指导。     

神灭与否之争对中国佛学释经路向的影响——兼论佛学与本土哲学的对话

发生于东晋和南朝梁代的两次神灭与神不灭的思想争论,是佛教与本土哲学的一次直接对话,不仅促进了体用思想的成熟,而且对中国佛学之诠释印度佛教文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即是对这场思想讨论与其结果之关系的分析,而考察此次讨论的内容、方式及结果,或能有助于对正在进行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对话的认识。     

王弼哲学对“有”的肯认——“有无”关系再探

关于王弼的哲学思想,许多学者和哲学史家将其概括为"贵无论"、"无的哲学"。我们认为,此种观点有其偏颇之处。王弼虽强调和突出了"无"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但并没有否定"有"的价值与作用。为了论证此观点,我们立足于三个方面来分析:"崇本举末"(有无、本末关系)、"以无为用"(有无、体用关系)、"名教本于自然"(有无、名和自然)。     

事与道凝左右逢源——李颙"明体适用"观探析

李颐是在重"随事磨练"的基础上阐述其明体适用的哲学思想的.他强调"理学经济,原相表里",认为明体适用其实就是上学与下达的融汇贯通.李颐指出,要使得"适用"在经纶参赞的外王事业中展现出来,就必须先行"立体"之功,在心上用功;在通过心上用功之后并不能解决工夫问题,它只是为为学指明了方向.如何持循便是急待解决的问题,所以还需要在矩上操存,即用功之实;体明且有了操存之功的保证,还需要在"事与道凝,左右逢源"中实现悲天悯人、开物成务的"王道"之治.李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儒家所倡导的为己之学,达到"体用兼赅"的极诣,真正实现向孔孟元典精神的回归.     

二难推理与假言选言推理关系新说

二难推理与假言选言推理这两个概念之间，既不是逻辑学界多数人所认定的种属关系，更不是少数人所坚持的同一关系，而是一种“体”与“用”的关系：即假言选言推理是“体”，是逻辑上的普遍形式；而二难推理则是“用”，是假言选言推理这一“逻辑上的普遍形式”在论辩场合的具体运用。换句话说，二难推理是由两个假言前提和一个二肢选言前提组成的假言推理的一种最常见的运用形态，而决不是推理形式。故任何时候，形式逻辑都不应围绕“二难推理”正面展开。据此，国内现行逻辑教材尚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僧肇哲学与玄老思想比较研究

僧肇以无为世界之本，主张万物体用非一非异、有与无相即不二。万物体用不二的基础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从建构本体论的方法上看，僧肇既继承了印度中观理论，也吸收了道家的否定思维方式。僧肇以万物之动与静的关系揭示了现实生活与人生理想的统一，由此认定有一不朽的灵魂存在，它不生不死。这显然受到了庄子的不死不生的神人观的影响。僧肇将认识世界的工具分为两类，一类是惑取之知，一类便是般若。认识整体的世界需要般若。他对般若的推崇和对知识的鄙弃与先秦道家的绝圣弃智的知识论无疑是一脉相承的。对于道，人们既需要名号、言象来表达，于是有智取所知、意有所随；又不能拘于此，于是便有道超名外、得意忘言     

李二曲儒佛辨研究

李二曲之学屡屡被认为“近禅”，但其本人却又是清初关学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二曲儒佛辨主要通过对“心”“理”、“体”“用”、“内”“外”、“静”“动”等哲学问题的诠释，展现其对儒佛差异的思考，其中虽然存在某些对佛教的误解，但恰恰反映了二曲对清初三教合流、王学冷落、儒学晦暗的学术现实及世风愈衰的社会实况的关注与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