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信论》的体用观对法藏性起说的影响

中国近世社会的福兮祸兮,可以说与《起信论》有关。《起信论》所确立的一心二门思维模式专教人向自性清净心上做功,致国人对于理论的分析性大为短缺。中国人一向重经不重论。《起信论》一出,此后佛教各大宗派均以此一心二门画地为牢。法藏即是其中一典型。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体用不二的乾坤翕辟

熊十力哲学"归本大易"。这既有时代赋予的意义,也是体用不二哲学的必然选择。其易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其起着支撑、架构的作用:在"体用不二"易学本体论的统率下,展开"乾元性海"的易学心性论、"乾坤心物"的易学宇宙论、"翕辟成变"的易学方法论。可以看出,易学成为熊十力向现代哲学转向的通道。但这样的转向仍预设了某种"现代性"的前提,而这就淹没了其"体用不二哲学"的灵动性。因此,我们要寻求一种当代的视域。     

王船山道论与《老子衍》解读

一般认为王船山对《老子》是批评与贬低的态度,其著《老子衍》也被解读为反讽立场,实际上船山道论亦吸纳了《老子》的观点,并作出气学视角的新诠释。一方面,解读《老子衍》需要以船山《周易外传》等著述为参考系;另一方面,《老子衍》中的命题论证亦是船山道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在《老子衍》晦涩的注释之中,虽然船山没有严格遵循注疏体例对老子原文亦步亦趋,但认为《老子衍》是通篇暗讽也不免失却其本意。船山试图消解老子学说流于功利的面向,同时对老子道论有所去取和转化,彰显道体本动、道无偏倚的特性。     

论胡宏的教育思想及其传承

胡宏的教育思想以明道而达道为根本旨归,坚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教育理念,德性修养与经邦济世兼重,倡导体用合一。胡宏以碧泉书院为主要教育基地,培育了张栻、彪居正等理学大家,张、彪传道于岳麓书院,影响深远。     

作为方法的文体批评

作为文体批评的重要方法范式,以体用论风格、以宗经论统绪、以体制论正变构成了传统文体学内在路径知识生产的主体内容,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此一类文体批评,以作品自身为中心,借助批评者的眼力、学养、理想、兴趣,围绕文本性质、特征、功能、风格等方面展开理论探讨,建构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批评传统。     

唯识学的体用思想略论

唯识学有着丰富的体用思想,所涉及到的层次和角度众多。依据体用必须一致的原则,有对于外道、小乘佛教体用之执的辨破。依据相对的体用不二原则,有对于世俗谛之内体用之间关系的辨析。依据绝对的体用不二原则,有胜义谛、世俗谛之间的体用关系辨证。在具体的思想论述中,"体"、"用"的具体意涵丰富多样,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却是一以贯之的不一不异:"体用不二"。     

重建“儒者之学”——朱子《大学》补传成说及对各家格物论的批评

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观念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儒学在既有思想基础上进行重整。这一过程虽始于宋初,但从实质上说至朱熹才得以完成。朱子对于前人和时贤在新儒学建构中的贡献予以一定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刻的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朱子补传《大学》中得以集中展现。考察文献可见,朱子于此文本曾反复斟酌,以求既接续儒学精神源头,又能在更宏阔而精微的层次上重塑新儒学,最终建构出明体达用的新儒学体系。至此,儒学发展具有了新的理论基点。     

古代文论的情理范畴——以唐宋文论为中心

情与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对重要范畴。情理范畴的产生与传统哲学的人性论、情性之辩密切相关。唐宋之际的情理范畴多得哲学的沾溉,体现出双峰对峙而又融合的特点,由唐宋之际的情理论可以见出古代文论情理范畴发展的特点。     

神理范畴的审美现象学观照（审美论）——“体用一源”、“置心物中”与“诗意地栖居”

神理范畴审美论是建立在神理范畴本体论：自然性、铺叙性和过程的整体显现；神理范畴的创作论：随物赋形、返朴归真和回归事物本身的基础之上的。强调在艺术对象之中和诗意地栖居。这种栖居或是在虚静中超越，或者是以平常心的豁达与旷放。     

程伊川思想的"一本论"特色

理一本论是程伊川思想的最大特色,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说明。一是从时代精神来看,程伊川通过理学一本论,真正实现了对儒家思想天道性命、日用饮食相贯通的圆融意蕴和实践品格的揭示和接续;二是从易学思想来看,程伊川易学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核心,真正实现对《易传》义理精神的继承,构建了一个活泼泼的自然世界、精神世界、道德世界、政治世界、历史世界;最后,从理学思想来看,程伊川强调在理开展的现实机制中去理解和把握理,用"理"字来概括天道一体对待化生万物的吊诡特性,并将此一本观点贯穿到天道观和人性论当中,构成了其道德修养学说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