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文化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学术实践——李安宅宗教论述再探

20世纪30—40年代,边疆研究学者在抗战大背景下进行西部宗教调查和研究。在此情景下,李安宅不仅深入调查宗教,而且以宗教适应论、宗教体用论、族教分离论和宗教运用论等全面阐述其宗教理论,且直接将宗教论述所体现的文化理论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放在其论述的重要位置。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解区域文化协作、中华文化秩序、国家文化整合和国民意识培育中有重要的价值,因而跟中华民族国家建设息息相关。他的宗教论述贯通“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中华复合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表达的是用国家文化建设来营造超越血缘、宗教和群体的整体秩序,重塑具有个性、适应社会和国家需求的健全国民,陶铸全国的理想。如此,李安宅宗教论述的价值不仅在宗教和边疆研究有重要的贡献,更在边疆文化与国家建设方面有独特的思考。此外,基于宗教论述所拓展的区域文化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对宗教中国化具体路径、中华文化特性和国家认同的研究方面仍然有启发意义。     

论苏轼与程颐在道论和性情论上的差别

苏轼在道论上以"道"为体,以"易"为用,在性情论上以"性"为体,以"情"为用;程颐在道论上以"道(理气合一)"为体,以"中"为用,在性情论上则以"性"为体,以"中"为用。苏轼的"中"始终是一价值实体;而程颐的"中"则从价值实体上升为存在本体和人性本体。     

熊十力体用观检正

熊十力综合儒佛,会通西方哲学,以乾元实体为本体,实体变成的乾阳、坤阴二种势用为现象,并以乾阳为生生,为遍在,为主导,指出乾阳便是本心之仁、智、勇,分别对应知、情、意,三者互摄,是本心的三种面向,是用而不是体。这种体用观会造成佛教成佛意涵与儒家成仁意涵的流失,使传统体用观的复杂结构无用武之地,更造成中道精神的失落,而这种损失仅靠接引西方文化是无法弥补回来的。     

“圣门末后亲传密旨”——朱子“忠恕一贯”章解的思想意义

朱子视"忠恕一贯"章为<论语>第一章,"一以贯之"为圣门末后亲传密旨.他以理一分殊诠解"忠恕一贯", 并与"一以贯之"比较,阐释了儒学的本体、功夫关系,剖析了忠恕说的三层含义,批判无本的浙东功利之说、舍末的陆象山心学、禅学.朱子对"忠恕一贯"的认识历经一长期演进过程,体现为对二程说的消化.对"忠恕一贯"章的诠解在朱子经典诠释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整个<论语>诠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朱熹的道德本体论思想及借鉴启示意义

作为两宋理学之集大成的朱熹,其本体论思想更加突显了儒家道德本体论的即内在即超越、即本体即工夫的鲜明特征.本文对其道德本体论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其客观唯心论性质和为封建伦理纲常的绝对性、永恒性辩解应予以批判,而其中一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在历史上对伦理学研究和道德教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某种借鉴启示意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人文”与“体用”:外国文学课程戏剧展演与实践教学

高等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不管是倡导实践、创新抑或强调应用,都是立足人之主体性,围绕"教"与"学"的主体所展开的认知与行动。对于文学课程而言,则面临一个人文教育如何与应用要求进行对接的挑战。外国文学课程戏剧展演,作为开放式与合作式的实践学习过程,能够有效地将文学课程的人文教育与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相结合。文章结合笔者在外国文学课程中融入戏剧展演的实践教学,进行实证分析与经验探索。     

王船山天人之辨与体用思想探微

体用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核心面貌。而重新发现天人之辨无疑是明末清初儒者们借助于阳明心学的体用思想向先秦回归的重要环节。王船山天人之辨的核心要义是人须当明了其知识的限度与可能,强调的是整全之体本身不可能被知识完全把握,并通过"体本无体"与"体用相生"的结构,既保证儒家由天而来的价值基础不会动摇,同时又不会让人妄与天同,走上异端或心学狂禅之路。     

瓶酒之论的得与失——从干春松的《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谈起

一、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想说什么在全面评论《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这篇论文之前,笔者想先总结一下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和想说什么。干春松教授的论文大致分三部分:引子——问题的由来;论文的核心部分——集中论述康有为对     

近代中西文化争论的回顾与检讨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 ,第二阶段自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 ,第三阶段自辛亥革命至新文化运动。每一个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都有其主题 ,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富国强兵的改良方式和中体西用的争论 ,到谋求民主政治的近代变法和推翻帝制的现代革命 ,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 10 0多来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脉络。中西文化交流史 ,就是中国先进的人们在不同阶段 ,以自己的方式讨论和回答不同中西问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