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周易古文钞·易赞》释义

刘宗周《易赞》是其《周易古文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理论纲领,全文由11个篇章组成,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点:上天之载,坤以法效;一齐俱到,浑无后先;一气周流,《易》有逆数;体用一源,各正性命;一心是矣,百司为神。这五点概括起来就是:天道阳主阴辅,阳为太极,化生为两仪、四象。太极、两仪、四象并非前后生成关系,而是一齐俱到,呈现出共时性的生生之道。究其原因,在于《易》有逆数,一气流转,无往不复,生生不息。天道元亨利贞,人心亦然。上天赋予人以至善之性,即为本体,此本体之性因心而明,所以,本体即是工夫。换言之,即心即性,即体即用。所谓体用一源,各正性命,即要求人心一念未开之际,以理制欲。如此即是懂得吉凶悔吝之道,从而迁善改过,入于圣域。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刘若愚的“形上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的“道流”之说

刘若愚的中国形上理论,实际上是古代"文从道流"之说的一种现代说法。该说从"体用"角度来思考文学艺术问题,由此带动作家论、语言观与境界论的深刻变革,并将中国艺术经验上升到普遍的艺术哲学的高度。只有联系宋学体用论资源,只有从现象学走向存在论来思考文艺自性,才能够澄清形上理论的中国文化内涵及其世界性意义。由于学界包括刘若愚未能充分注意到这两点,故而使得所谓形上理论常常被误解成"以西释中"的注脚,其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了。     

湛若水“体用浑一”思想纲要

湛若水作为白沙高足,继起于岭南,在程朱学与陆学之外另辟蹊径,建立起以"体用浑一"为学术宗旨的新道学体系.他以"体用浑一"论来阐发"万物一体"的思想,提出了以"随处体认天理"论为核心观点的功夫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解决了道学理论与实践、本体与功夫接洽融合的问题.     

《左传》词类中的体用同形问题浅谈

《左传》中的体用同形是汉语词汇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的词义和词类现象，主要见于有生名词与物质名词中，这种现象不宜视为词类活用。后代的词类活用其理据是由体到用的引申，或称由指称向陈述的转指。     

贺麟跨文化传播思想探赜

贺麟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深受其个人学术经历与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他用自家独到而严密的“文化体用论”作为坚实的文化哲学根砥论证他“以心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跨文化传播原则，并以之批判“中体西用”“全盘西化”“中国本位”等在近代中国常见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谬见，真正向往“面向人类文化本身的传播”。不可否认的是，贺麟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未能圆融地消弭民族国家时代“人类文化共同体”与“民族文化本位”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矛盾，其思想仍有待后人持续反思并完善之。     

“形神”不定: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面向

“形神”不定(“神”不定,形神关系不定)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魏晋时期,神灭论者认为神是精气,形神之间是地位相等的两种实体间的合同共处关系;神不灭论者如慧远以神为灵魂,认为它是轮回业报之主体.南北朝时代,神不灭论者如梁武帝、沈绩,从成佛的根据讲神识不灭;神灭论者范缜说的“神”,主要指人的精神活动.因为两派讲的“神”不是同一概念,范缜的神灭论并没有在佛性论层面与梁武帝、沈绩思想形成实质意义的交锋.不过,他们都共享了体用思维:一方面,范缜认为形神关系是形体与功用之间的相即关系;另一方面,梁武帝、沈绩以体用范畴论证湛一不变的神明与因境而起、无明无常的心识之间的关系,在体用关系上主张体独立于用而支配着用.     

对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内核“体用不二”的批导

熊十力哲学思想之内核为"体用不二"。熊先生自以为用其"体用不二"思想完美地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体"与"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熊先生"体用不二"思想中的"体"与"用"的关系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和困难。具体来讲有以下三点:即立"体"与立"用"两不足;"体"开"用"的动力缺乏;"体"与"用"区分的不稳定等等。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实理与体用：朱子体用观再思

体用是中国哲学最重要、最具特色的范畴之一,古来即充满争论。朱子之体用思想颇为复杂,亦可反映理学家使用体用范畴之特色。如何全面理解朱子的体用论,涉及佛教传统与中国固有之思想传统,从此出发,回到朱子思想内部的形上与形下之别,可以通贯的理解朱子的体用思想。朱子言说体用,从形上言,吸收佛教传统;从形下言,则继承中国固有之思想。但因为朱子坚持理为实理,故其从形上言之体用,也区别于佛教,而可吸收传统本根论的讲法。此外,无论从形上言还是形下言,朱子均坚持见在为体、发出为用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