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与二曲学术异同简论

亭林与二曲共同经历了明清更迭的“鼎革”,这决定了他们都把明道救世、经邦济世作为其人生追求。在为实现“明学术、正人心”而奋斗时,亭林对理学中的陆王之学持否定的态度, 对朱学则多有继承;二曲对程朱、陆王之学采取的是双谴双取的态度。亭林坚持知识优先性原则,二曲则坚持了道德和价值优先性立场。然而,后人则把亭林定位为清学的开山和奠基者,把二曲定位为“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这种评价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存在脱离他们的现实关怀评价其学术思想之嫌疑。所不同的是:对亭林的评价是将其思想后置的,而对二曲的评价则是将其思想前移的。     

僧肇与朱熹真理观之比较

僧肇与朱熹分别是释儒两家的代表人物。虽然二人所属的派别不同，但他们都承认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真理。僧肇称之为真谛，朱熹称之为天理。真谛乃非有非无，不可偏执；而天理则是实有，内在于一切事物。凡夫惑于俗谛，故真谛只有圣心可以鉴照；天理在物，故人人皆可格物而穷理。圣心照见真谛，则真谛即在圣心，故用寂体一；性理为未发之体，格物穷理为已发之用，此亦体用兼备。在超验的层面，僧肇与朱熹的真理观非常相近。而具体到经验层面，二人因为所处的立场不同，故其真理观又有一定的差异。     

熊十力体用思想的现代性思考

熊十力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新儒家的最重要代表之一 ,他针对当时国内哲学界认为中学不如西学 ,甚至认为中国无哲学的现状 ,为树立起国人的自尊和自信 ,他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哲学 ,原创性地建构了体用不二的哲学思想体系。熊十力体用论思想不仅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而且在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今天 ,也仍然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值得现代学术界研究和发扬     

“以美通善”与“美善合一”——康德与牟宗三审美地位说比较

康德与牟宗三的美学思想都具有明显的道德意识,但康德道德论的核心概念"自由意志"带有显著的公设性,使得美不必依附于善而成为沟通自然与自由二界的桥梁,随着美的"独立性"在三大批判中的凸显和强调,美最终被定位为"以美通善"的媒介。牟宗三道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良知"是"体用不二"的本体,有着显著的呈现性,美也被纳入到"道德良知"的世界中而丧失了独立性,美在道德光辉的映衬下最终呈现为"美善合一"的样态。     

鲁迅元素及其当代意义

重体轻用的学院式研究模式造成了鲁迅研究的过度与饱和,也与重视干预现实社会的实践性的鲁迅精神相违背,因而有必要在鲁迅研究上进行战略转移：由注重＂体＂即构成要素、内涵、特征等的研究转变为侧重于＂用＂即功能、价值、意义和影响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从鲁迅文本中提炼、抽绎出鲁迅元素即鲁迅的思想、文学中最本质、最精华部分的组成单位,在与当代人产生心理共振的基础上,矫正、引导、重塑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在这一思路下从社会现实、国民文化心理、人类普遍的人性等几个方面来阐发鲁迅元素的当代意义。     

论船山唯识思想中的“阿赖耶识”问题

与传统唯识学的虚妄“阿赖耶识”说不同,船山的“阿赖耶识”是从发生学意义和体性的角度来看待其真实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唯识学对“阿赖耶识”的定位,实现了对唯识学的全息性的诠释和创造性的解读。     

朱子太极思想发微

陈荣捷曾与日本学者辩论太极观念对于朱子理论体系是否为不可无,本文呼应、接续了陈文。文章首先分析了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说,提出,朱子运用体用范畴来定位太极与阴阳关系,其说虽承自二程,但又有自己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体用关系有先后之分的强调上。其次,作者考察了朱子太极思想与邵雍、张载的关联,指出《易学启蒙》明显采用了邵雍之说,论文还分析了朱子关于太极是气的一条语录,指出其与张载对《易传》"参两"思想阐释的相似之处,所有这些旨在加深对于朱子太极思想来源复杂性的认识。     

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看程颐理学的精神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是程颐晚年提出的重要命题,集中体现了程颐理学的基本精神。在这一命题中,"体"、"用"关系主要是指"理"、"事"关系,理为体,事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即是心性本体在道德创造中与道德行事构成的互为一体、不可分离的关系。准确理解"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内涵,对于把握程颐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特色

哲学本体论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本文认为追求终极价值和形上境界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基本旨趣。中国哲学本体论一般是以“体用”范畴来表征的。“体用不二”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特质。中国哲学本体论有多重的内涵和多种的形式。“体用”范畴表现了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形式,从而显示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鲜明的民族特色。     

试论孙绰玄学本体论之变通及对其创作的影响

孙绰为东晋时著名玄学家,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在他身上,非常清晰地体现了魏晋玄学本体论的发展与变通,以适应调和“名教”与“自然”矛盾的时代要求,其一生的“处”与“出”,也很典型的体现了“玄儒双修”的时代潮流;作为当时诗坛领袖之一,孙绰的创作体现了其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别具特色又有明显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