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艾滋男孩的温暖日记

9岁的涂涂命苦,去了福利院还没到一个月,就离开了人世。涂涂是村里的孩子,一个憨厚可爱也可怜的患有父母遗传艾滋病的小男孩。很难想象,涂涂到底是怎样历经他死前的那段岁月的。父母接连去世后。涂涂并没有因此消沉,相反,幼小的他很坚强、勇敢,一个人撑起了只有他和奶奶的家。涂涂早晨去山上砍柴,然后上学,中午去村里捡     

有些爱,无关风月

我的父亲比母亲大好几岁。父亲是从城里下放到城郊农场的知青。说是知青,却没学到什么知识。由于某些原因,他被迫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了他深恶痛绝的农村。成了大龄青年的他,无奈之下,忿忿不平地娶了农村姑娘并且是半文盲的我母亲。他们的婚姻像玩笑一样开始了。这情景仿佛是一幕永远演不倦的戏,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     

论北宋晚期的晁氏家族文学

晁氏是宋代著名的文学世家。到北宋晚期,晁氏作家的创作整体上达到顶峰,并呈现出不少共同特征:流露出明显的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家族荣誉和清正家风得到弘扬,浓厚的宗族亲情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得到充分展现。在北宋党争和徽宗朝黑暗统治的打击下,晁氏深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文学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展示出宋代家族文学的特有魅力和发展规律。     

《潜夫论》《说苑》中神话的历史化与谶纬化

王符的《潜夫论》和刘向的《说苑》记载了三皇五帝与天地的神话传说,继儒家将神话历史化和汉代的历史神话化以后,形成神话历史的谶纬化与历史神话化的矛盾与相互融合的新的神话状态,于是神仙说、神话、谶纬开始合流,神和仙与迷信也逐步一体,理论系统随之形成。政治思想是这种文化状态形成的主要方式原因。刘向、刘歆的五德说是王符著作的思想贯穿与展开的基础。     

热寂说的提出及其影响

对热寂说的历史进行了较系统的考察,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及批判作了较系统的探讨和阐述。全文分四部分:一、全面回顾了在科学史上热寂说是怎样提出的,以及一经提出后引发的各种争论及争论的焦点;二、分析了热寂说提出后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三、着重介绍及评述了对热寂说进行的各种批判,重点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个代表性说法恩格斯对热寂说的批判及较流行的各种观点;四、阐述和探讨了"大爆炸"的宇宙理论及其三个强有力的直接论据,以及引力对宇宙膨胀的作用,从而最终证明宇宙热寂说是不可实现的。     

复制与自我复制——试论中国古代艺术摹仿说视域中的《红楼梦》

在中国古代艺术领域,宋元以来的艺术家多将自己的创作看作是对古人作品及其意象、情境的"摹""仿"或"拟"。《红楼梦》与仇英的《汉宫春晓》《汉宫百美图》等长卷之间亦存在类似的艺术关联。在自觉的艺术防御心理机制基础上,曹雪芹吸收了此类长卷容纳万有的艺术手法和程式化的事件、意象、场景,使之成为隐藏于文本内部的带有原则性和稳定性的艺术结构;这些事件、意象和场景进入《红楼梦》文本之后不断展开循环式的自我复制,封闭的文本内部进行意义的自我再生产。曹雪芹将长卷与长篇融为一体的创作方式,改写了传统摹仿论思想的理论基质,使《红楼梦》、仇英及其创作的艺术史地位需要重新评估,也为我们建构新的文本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和资源。     

三星在天:夏墟地理与传说考辨

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将上古华夏世界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夏为西方集团,主要活动于河南、山西、陕西地区,这一学说对古史重建和夏商考古的影响有目共睹,由于豫西、晋南、陕北等地多处大型龙山文化聚落遗址的发现,夏居西方几成学界共识。夏居西方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左传》叔虞封于夏墟的记载,周成王灭唐,封晋祖叔虞于夏墟,因晋居河东,故可推定叔虞所封的夏墟必在河东,汉魏以来,学者皆承此说。实际上,这一推定并不成立。详考古书所载周成王时期封国格局、唐杜氏及其后裔晋国范氏的世系、迁徙和祭祀传统,可知周成王灭以封叔虞的唐国,不在河东,而在鲁西。叔虞始封的夏墟,实在鲁西河、济之间,其子燮始迁于河东。既然夏墟在鲁西而不在河东,则"夷夏东西说"以及基于这一学说的夏墟考古和古史重建,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实践样态评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国各级法院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类型的司法裁判中得到了系统体现。从当前实践样态看,存在显性援引仍显不够、少数价值观体现不足、释法功能较弱、说理较为宽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源地位界定不一等问题。在把握融入的界限、提升融入的能力和保障融入的规范性上下功夫,可以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司法适用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