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审美主体的禀赋资源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审美主体的禀赋资源包括译者的人格修养、文学修养以及审美偏好和善赏、顿悟能力等,译者禀赋资源的丰俭直接关系到文学译作效果的优劣。文章从一个新的视野角度分析、论证了译者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最终结果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

吴宓主编的 31 3期《大公报·文学副刊》是《学衡》的同路刊物。“学衡派”的势力和影响 ,因此从相对狭小的学术界渗透到北方最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吴宓通过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张扬古典主义 ,反对浪漫主义。同时借译介白璧德、穆尔、布朗乃尔的理论 ,宣扬新人文主义 ,影射、批评中国白话新文学。     

画鸟的猎人

一个人想学打猎，找到一个打猎的人。拜他做老师。他向那打猎的人说：“人必须有一技之长，在许多职业里面，我所选中的是打猎，我很想持枪到树林里去，打到那我想打的鸟。”     

明清小说蛇毒无意中疗病母题与佛经故事

明清小说中蛇毒无意中疗病母题可促进夫妻、婆媳关系改善及男女关系缔结.母题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个案文本有一个单一叙事到民俗意蕴逐渐丰富的嬗变过程.多种异文对于接受者具有交互作用,佛经相关故事具有增殖性,在传播过程中相互触发、相互补充,故事演变过程中不断增添细节,丰富饱满.故事还往往与特定的地方区域风俗联系起来,从而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真实可信度.     

注重敦煌学的学术背景与学术关联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新面世已经108年.近百年来,随着藏经洞古代文献、文物的流散而兴起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已成为得到国际学术界普遍承认的"显学".但是,敦煌学是否是一门真正经得起严格科学界定的独立学科,国内学界一直有不同的认识.对此,我曾经在<对敦煌学百年回顾中若干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弄清该学科的构建与其学术背景、学术渊源的关系.     

幸福是倘来之物，竟功则是必尽之责——陈伯海的古代文论研究综论

陈伯海先生祖籍长沙，但生长于上海，言谈举止看似吴化。他自幼喜读闲杂之书，较早涉猎哲学典籍。进人大学后，广泛阅读中西文论，偏好思辨的苗头显露，独立思考的个性形成。1957年3月，华东师大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钱谷融先生因《论“文学是人学”》惨遭“围剿”，陈先生适逢其会，聆听钱师之论，大为服膺，即不顾严峻情势，     

谈小学低段课外阅读习惯培养的四个重视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当儿童跨进校门以后，不要把他们的思维套进黑板和识字课本的框框里，不要让教室的四堵墙壁把他们跟气象万千的世界隔绝开来，因为在世界的云雨中包含着思维和创造的取之不竭的源泉。”课外阅读就是让学生通过开放性阅读的形式在“黑板”和“四堵墙壁”之外去体验社会生活．感悟人生境界，陶冶精神品格，提高文学修养重要途径。     

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起飞与徘徊现象

本文主要选取张洁、谌容、池莉、徐坤等有代表性的女作家 ,从其小说作品中所呈现的精神趋向 ,以“女性的尺度”加以解析评论 ,论述了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起飞与徘徊现象。文中肯定了女性文学的成就 ,并同时指出 ,“女性文学”的眼光 ,不应该只是凝定在知识女性个人生活的层面上 ,而应该积极参与有利于改善全体女性生存处境的社会改革 ;应该为女性的发展前途 ,多作精神启蒙与社会改革导向性的设计。希望能唤起女作家的反思与自觉 ,克服“女性文学”的徘徊现象 ,促进“女性文学”新的更强势的起飞。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     

论宋元之际江西遗民词的内容特质

文学作品是作家本性、人格精神的复现。江西遗民词作为江西遗民词人群个性、心灵之诗意表现 ,其中所表露出的欲挽狂澜于既倒、重整乾坤的雄心与壮志、对自身归属感的积极寻求和对自己所处时空的理性反思、及对社会人生的执著与关注等内容 ,正是这个词人群体在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豪逸之气、忠义之心、耿直之性等群体特征的文学表达 ,具有鲜明的地域共性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