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大道于庖艺之中——伊尹、庖丁形象的典型意义

古代庖人包括宰人和膳夫,负责食物的加工和制作。庖人、烰人名称的由来,体现了先民对饮食制作者的器重。伊尹和庖丁是古代早期庖人形象的代表。伊尹、庖丁形象都是以技喻道,把实际操作提升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观照、显现,并有同类作品与其辉映。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     

苏轼与杭僧道潜初会考

关于苏轼与道潜初会的问题,学界有徐州说和密州说,且一直以徐州说为主导.搜检辩析相关材料,可以充分证明二人在熙宁年间初会于杭州.     

《老子》“为学”和“为道”辨证与阐释

“为学”和“为道”是《老子》中的一对重要概念。“为学”指的是学习经验性的知识,包括人学、物学和事学的知识;“为道”则强调对“道”的领悟和达观。但实际上“为学”与“为道”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即在“为”的层面上两者一致,而在“学”与“道”的层面上则不同。具体而言,两者在内容、目的上有同有异,但在方法上则完全不同。     

郭店楚简《成之》等篇杂志

《郭店楚墓竹简》自从1998年问世后,一直引起中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成为研究先秦文字、历史、思想等领域的热门对象。然由于此批竹简的复杂性,再加上研究时间不长,因而尚有许多基本问题有待解决,而这些问题又是与竹简内容的正确理解息息相关的。如果郭店楚简几篇儒家逸书中的部分问题能够解决,便能够对其思想内涵及历史意义达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成之》篇作两处简序上的调整及对某些字提出新的读法后,便突显出了其中“恒”、“疾”、“终”的进阶概念,关于圣人对善道之“不拾”观念也可以有更深的理解。另外,对《唐虞之道》作简序调整,对《六德》中“多”字给新的解释,涉及问题虽小,但给先秦思想史研究带来的意义不可低估。     

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

钱钟书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借奉佛以“隐愧丧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此说并不周全,钱谦益生长于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故钱谦益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另外,其常熟宗族中与钱谦益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因此可知钱谦益入清前即奉佛,他并非借奉佛而隐瞒投清之隐情。钱谦益对时政之评论,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微,其要义有三: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     

儒佛相通——由境界形而上学谈起

对于儒家和佛家来说,不存在一个外在的超越者。真正的儒和真正的佛乃是“内在超越”意义上的存在者,这种“内在超越”者不是远离人而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人的“心”中,存在于人的“性”中,存在于人的境界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儒佛是相通的,它们皆属于境界形而上学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