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形象看高罗佩的儒家文化观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着重表现狄仁杰缜密推理、屡破奇案的同时,也有意彰显了狄仁杰所具有的儒家理想人格以及他对诗歌创作应直面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这一儒家诗教观的认同,从而折射出高罗佩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正面价值的肯定与褒扬。与此同时,作品还匠心独运地呈现了狄仁杰武艺精深、除恶务尽等富于"侠"之色彩的形象侧面。这种对于狄仁杰形象"儒、侠互融"的独特诠释反映了高罗佩在认同儒家文化正面价值、感佩儒家理想人格精神之际,亦清醒地认识到儒家思想、文化对于传统士人群体在行动思维、内在精神等方面所具有的些许消极作用,以及他意欲通过侠文化的正面价值取向来对此进行修正的潜在希冀,由此投射出他对包括儒家文化及侠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体悟和认知,并凸显出其在呈现、诠释中国文化之时所秉持的理性思辨精神。     

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论鲁迅的侠文化观

鲁迅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研究侠文化,注重研究国民性及其病根所在.他对待侠文化或侠义小说的态度并不是全盘否定的,而是以现代意识重新观照侠文化传统,着眼于批判其表现出来的奴性,同时汲取真正的侠文化精神并将其注入国民灵魂,旨在改造国民性,建构健康自由的文化和重塑国民的理想人格,把个性解放思想、人格独立意识和大胆反叛精神同推翻封建制度的艰巨任务结合起来,维护生命尊严,最终建立人人都有个性自由、人性都能得到健全发展的理想人国.     

论儒侠互补

“儒侠互补”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侧面,它体现在部分士大夫的人格结构与精神品性上,也表现为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种互补。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中国侠文化负面批判

中国之侠从<韩非子>最初为其命名起,就有明显的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等"四大特征"而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似.但韩非显然遮蔽了侠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因此司马迁曾致力于以"仁"、"义"重新塑造侠的道德形象,使侠在文化和审美理想的层面上表现出先进性来.但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侠在西汉就已经完成了从义侠到黑道的堕落蜕变,从此在现实和想象层面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并随时纠结在一起.今天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表现,对于深深植根于传统的中国侠文化,亦应一分为二,作两面观.     

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研究

本文对江南水乡地域文化的形成与衍变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从尚武轻侠、到崇商重文的嬗变过程,与全国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过程相一致;并联系考古发掘实物资料、古代典籍,扼要进行分析、论证.     

论墨侠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系多个文化流派的融合,如:儒、道、法、佛等,已成共识,但学术界对在先秦时尊为"显学"的墨家学说却提及甚少,甚至不少人认为墨学自汉代以后就彻底消失了.墨学真的消失了吗?从历代活跃在民间的"侠"中,我们看到了"墨"的影子.本文通过分析墨、侠的源流关系、对侠义精神的认识以及使受墨学影响的表现等,证明了墨学并未消失,它一直以侠的形式流传在民间,直至今天仍彰显其时代价值.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

论侠与侠文化的享乐特征──中国侠文化形态论之三韩云波一谈到侠，令人不禁想起《史记·游侠列传》的以道义相期许，以致有人把快定义为“即有不畏国家法律而为人排忧解难之行为的人”［１］，这无疑是种误解。如果我们更全面地考察历史，就可以看到《史记》中还有两段话...     

武侠小说的文化负生态——兼谈金庸小说及"后金庸"时代武侠小说创作

"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存在着一定的文化负生态,其主要表现是,依然存在的观念偏颇,"侠"文化的负面性,以及文本的自我局限。这极大地影响着武侠小说在当代社会乃至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武侠小说要继续生存并发展,就必须完成观念的进一步转换,对"侠"文化优秀之处的坚守和对"侠"文化负面性的超越,以及对文本默认的同时进行文本开放。     

封建礼教与侠文化

本文试图从另一角度剖析中国古代的武林世界。认为中国的武侠并不同人们想象的那样行侠仗义,抉危解难,相反,江湖与社会并无质的不同,武林法则与封建社会规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江湖小社会,社会大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