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专家建议将法治指标列入官员政绩考核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专家马怀德建议．应将法治指标与经济、社会指标等共同列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以此作为官员遴选、提拔的考核标准，将法治指标外化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的压力、责任和动力。     

卡斯特罗向腐败官员开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卡斯特罗在应付国际风云变幻的同时，对国内的腐败现象进行严厉整治，以此使国家的政权保持更加稳定。外界称古巴打击高层官员的腐败犯罪行动是一次军队内部的“政治清洗”。     

“新农村建设”：怎样让好事成好事

2006年两会以来，“新农村建设”五个字热得发烫，因为热得发烫，所以令人担忧。“建设新农村”的首倡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让农民拆房子、盖新房。在有关农民的民主权利、基本财产产权等制度根基不牢的情况下，“建设新农村”一旦成为口号，距离运动式的“逼农致富”和大拆大建就几乎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了!更何况在“建设新农村”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乡村干部乃至地方官员都有巨大的“政绩”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其中。     

郑利平：再造云浮

政府工作属于公共事务，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不仅是经济指标，不仅是GDP的增长，而应该更看重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     

行政性问责与程序性问责

行政性问责往往是责任政府运作的开始。但要使责任政府稳定而有效地运作。就需要由行政性问责进一步走向程序性问责：完善责任制度的法律基础。在制度层面。完善责任制的各项程序。通过程序保障在责任面前人人平等。尽可能减少问责过程中的“警罪羊”问题。     

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

1封建皇帝作为最大的统治者,总是以天下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出以公心,勇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     

论秘密拘留制度的改进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秘密拘留浮出水面,由此引发了争议。由于我国的秘密拘留制度自身存在较多缺陷,目前受制于诸多因素,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对秘密拘留制度加以改革与完善,主要思路是:秘密拘留的适用必须坚持相称性与必要性原则;建议将"不通知家属"的批准权移交人民检察院行使;严格限缩"不通知被秘密拘留人家属"的期间;拓展通知被秘密拘留人家属的内容;绝对禁止私设法外秘密拘留场所;改革错误秘密拘留赔偿制度;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秘密拘留的控制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