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     

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的新方式,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政府官员个人权力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侵犯政府官员民事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在网络反腐中,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且有利于化解隐私权与知情权及监督权的冲突.但基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身份,其隐私权保护应定位于公共利益除外标准,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论技术侦查与司法令状原则的冲突

司法令状最初是以传统侦查为约束对象,而与传统的侦查相比,技术侦查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更严重的侵犯性特征,因此技术侦查与程序法定原则、令状特定性以及令状的救济制度都存在着冲突。技术侦查的认定标准问题也给令状原则的具体适用造成了巨大冲击。     

谨慎地渐进:庚子宣战前清廷对义和团策略的演变

以往关于庚子宣战前清延对义和团策略的研究过于侧重对上谕本身的解读.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当时不断变化的内外局势对清廷发布相关上谕的影响,以致无法揭示其策略复杂变动的背景.实际上,自1899年底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起,清廷对义和团的策略经历了一个相当谨慎的渐趋强硬的过程.尤其是1900年春天义和团向直隶中部发展后.在来自团民和列强两方的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清廷的上谕虽然在措辞上愈发激烈.又每每不忘提醒地方官员和统兵将领不得激变生事,显得十分矛盾和不具有可操作性,以致一些坚决主张剿杀的文武官员备感束手束脚.     

刑讯逼供的直接诱因和观念诱因的讨论

刑讯逼供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行讯问时,采取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逼取其供认犯罪事实的行为.刑讯逼供的基本特征是以刑讯作为方法,以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为目的.笔者认为,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促使侦查人员产生刑讯逼供动机的直接原因,又有使刑讯逼供作为一种现象得以存在并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深层次的观念上的原因.     

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及其绩效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防治腐败的科学机制之一,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借鉴。跟进性制度创新其实就是一种制度移植,基于此,以政策移植理论为研究工具,结合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化面临的一些困境与难题,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构建进行前瞻性审视与思考,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带来制度绩效的最大化。     

面对历史

高默波先生的《书写历史:〈高家村〉》(《读书》2001年第1期),是谈自己写《高家村》的一些体会和见解。此书是哪家出版社出的,高先生没说,读了他的文章,我倒想找来读读,但走了几家大书店而未得见。书里到底写了些什么,读了高文,也可略知一二。高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当地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提高很多的情况下,不论是基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怀念毛泽东。”他发现并思考这一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农民为什么怀念毛泽东呢?高先生认为:并不是“农村人封建愚昧,农民不识好歹”。过去“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反腐的选择与策略

中国治理腐败中越反越腐的困境启示我们,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及早发现腐败。被世界各国誉为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发挥着他律和自律的双重功能,特别是能监测官员的财产变动情况,及时发现腐败。因此,走向制度反腐的中国应全面借鉴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却充满艰辛和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领导层,同时也存在着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既需要领导层的＂奥德赛精神＂,自己捆绑自己的手脚,也需要谨慎的策略选择。     

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有组织犯罪以组织性、隐蔽性、智能化程度高为突出特征,所涉及的犯罪领域多、取证难成为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侦查机关广泛运用秘密侦查,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正当性,但同时也侵犯了公民权利,涉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应及时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秘密侦查合法化,在程序运行上对秘密侦查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双重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