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程序中的"刑事免责"制度

"刑事免责"制度和"证据强制"规则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和"沉默权"制度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我国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当注意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研究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 ,几乎无时不面临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 ,也存在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完全、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 ,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 ,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诱惑侦查获得证据证明能力之探讨

诱惑侦查是侦破犯罪、收集证据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却面临着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两难选择。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诱惑侦查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证明能力进行规制。通过对诱惑侦查所获得证据采信规则的剖析,有必要对诱惑侦查获得证据的适法性要件进行考究,从而确立诱惑侦查所取得证据采信的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与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适用的刑事侦查手段,具有打击犯罪的高效性和侵犯人权的高风险性.基于理性的立场,借鉴美日等国的成功经验,诱惑侦查不能因为我国立法上的空白而被完全禁止或完全放任,诱惑侦查可以使用,但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排除"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肯定"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的合法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等予以明确合理的法律规制,以寻求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关于提前介入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提前介入制度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其必要性．对刑事侦查的质量和刑事诉讼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凸显其重要作用。提前介入制度与侦查保密制度、回避原则的冲突之处,是可以解决的,这有待在制度的设计上进一步完善。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管理领域中的职务犯罪侦查技能研究

土地管理领域中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发案特点,侦查工作应在掌握该领域职务犯罪特点的基础上,提升侦查入门、发现线索、侦查切入、侦查取证、侦查深化和侦查把关等6种侦查技能,加大该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力度。     

清代广州府志所见宦粤陕西籍官员群体述论

有清一代,仕宦广州的陕西籍官员人数很多,对于该群体,现存清代三部广州府志:(康熙)《新修广州府志》、(乾隆)《广州府志》以及(光绪)《广州府志》有着较为全面的记载。通过梳理,本文认为宦粤陕籍官员中,文职官员人数多于武职官员,且多出身正途。文职多出自关中地区,武职则以陕北、陕南籍为主。此外,宦粤官员从时间上来看,主要集中于乾隆朝以前,所任职位以知县最多,其次为县丞、典史、主簿等。总的来看,陕西籍官员在维护广州地区的政治稳定,促进当地经济开发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且颇具政声。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规定的不足及其完善

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将技术侦查作为单独的一节进行了规定,这是技术侦查法治化发展的里程碑,对于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从此,技术侦查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取得了合法性,通过技术侦查取得的材料具有了证据资格,有关的法律程序也进一步健全;但是,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也存在概念模糊、适用范围单一、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问题,在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混乱、滥用,从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概念,正确界定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的关系;规定技术侦查合理的适用范围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被告人的知悉权、质询权.     

浅论侦查行为的博弈特征

博弈是侦查行为的一项基本特征。侦查行为从启动到终止,贯穿始终的是侦查主体与作案人或其他行为主体的互动,这种互动可以区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种情形。侦查主体应当善于区分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瓦解不利于己方的合作,促进有利于己方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