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监督制度研析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很不健全,检察机关在侦查中的角色模糊、侦查监督的范围规定得不够明确具体、侦查监督的法律效果规定得不具体、侦查监督的机制滞后.要改变现状,就需要更新诉讼观念,用现代的诉讼观念构建侦查监督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角色,改进和完善立法,强化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     

均衡型决策：基层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模式——基于对S县特大洪灾人员撤离的案例研究

决策是风险治理和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的关键环节。县级党委、政府在我国纵向国家治理体制中是具有完全制度架构的政治实体,处在承上启下的“接点”位置。在风险情境下,作为“接点者”的基层官员在进行决策时并非是完全自主的,而是面临一系列外在条件的约束,他们必须在多重因素制约下进行价值排序、利弊权衡和方案取舍。基于中国情境构建的“上级支持度-制度清晰度-个体经验值”三因素模型,把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行为看作是他们在上级支持、制度规范和个体经验三个因素之间努力实现均衡的结果,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风险决策的失败。要提高县级党政官员的风险决策质量,必须同时增强上级的支持度、制度的清晰度和个体的经验值。     

把香港视为自己真正的家 洋高官入籍中国

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不久前详细介绍了高官问责制的构想及背景,他强调指出,主要官员的问责制并不是“部长制”,设计之中的问责制,主要是把政治问责和公共行政决策分开。他透露,问责制的构思已经向中央政府报告。     

重构侦查阶段中的辩护制度之设想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提高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和遏制侦查阶段中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已经成为法学界的争点。侦查机关必须改变把犯罪嫌疑人视为侦查客体与定罪在先的传统观念,立法机关应从无罪推定,程序主体和程序正义理论入手,彻底解决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无法有效行使辩护权的尴尬困境,解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护的局面。     

清末官制改革中官员的俸禄改革

清末官制改革中 ,清政府在内外力量的推动下 ,经过一系列的酝酿 ,出台并有限度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旧有俸禄制度的措施和方案 ,以借此达到高薪养廉 ,澄清吏治。但事实上清政府不彻底的俸禄改革如同其不彻底的官制改革一样 ,并不能挽救清政府的命运     

2005反腐进入战略转折

纪委从对问题官员实施“双规”到“请喝茶”的过程．实质上透露出中国反腐策略的调整。     

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两个难题.由于对侦查行为的定性错误,目前的法律仅仅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范围内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问题.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侦查是有关当局为提起诉讼而做出的行政行为,只有将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纳入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范围,才能扫除侦查救济制度中的理论和法律障碍.     

“总结先生”

David把研修班看作是了解全球问题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研修班可以很方便地了解不同国家的政府官员对某些全球问题的不同思考方式和看法。     

官员退出中的“热”与“冷”

领导干部退出机制，首先是要求其“退权”。此外，官员退出还包括“退利”，如果人从领导岗位换下来了，待遇却依然不变，除了增加财政负担，还将造成社会不公平。我国官员退出机制中的一热一冷两种现象“热”是由问责而带来的引咎辞职，“下课”官员的待遇与复出是讨论的焦点。引咎辞职和免职是一种处理而非处分，所以在我国，     

古代选官机制的当前借鉴

“为官择人”乃自古难题，中国古代选官制度中的各种竞争机制，有一利则生一弊，充分认识其中的利弊得失，将对当今的官员选任起到切实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