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     

微博时代,官员如何问政

正在微博时代,越来越多宣传部门的官员,面临着如何说话、如何管理以及如何宣传的问题,如果言行不当,就有可能被网民贴上不恰当的标签。政务微博,顾名思义,就是各级政府为了发布信息、倾听民意、网络问政而开设的微博,致力于与公众对话和互动,建立社会化媒体参政、议政、问政平台。在政务微博中,官员个人微博十分引人注目。身居"高位"者",微"言有力,往往带动一个群体、一个地区都闻风而动,加入到微博江湖中来,听民意,察民情,与网民直接沟通和对话。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证据的取得、认定、运用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电子证据种类,肯定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措施,明确了证人出庭保护等制度,为今后查办和认定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新的保障,当然也提出了新问题。     

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     

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使得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在借鉴美国的做法,考虑中国的侦查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明确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寻求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最佳平衡点。     

“被问责官员”合理复出彰显制度理性

2003年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日趋常态化．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在对官员“行政问责”一片叫好声中．被问责官员的去向问题开始纳入人们视野。“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和安徽阜阳一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更使舆论为之哗然。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引起了公众对问贵制的反思和讨论。人们不禁要问：被问责官员能否复出？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

俄藏黑水城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应定名为<元代至正间亦集乃路钱粮房所录本路官员请俸文书底簿>,其对于研究元末俸禄制度、亦集乃路的历任官员任职情况有着重要的价值.     

工业污染治理:社区作用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恶性工业污染事件频发,表明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社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对工业污染治理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政府不支持、企业短视以及社区自身的原因,我国的社区在这方面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要使社区发挥作用,需要改革目前的政府官员考评机制,严厉惩治短视的企业,鼓励社区组织起来与污染企业谈判.     

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权利赋予不充分、律师介入权利受到限制以及侦查监督不完善等情况.未来<刑事诉讼法>应彻底转变诉讼观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并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完善其控告、申诉权和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讯问在场权、单独会见权等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