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论国家善治与法治

国家善治是当今时代治国理政的目标和主题,其民主政治的前提基础、国家善政的核心内容、社会和谐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国家善治的实现离不开法治保障;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通过发挥其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为国家善治的实现创造条件;以法治方式实现国家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要求以法治思维引领治国理政、以良法之治化解社会矛盾、以综合治理助力法治在实现国家善治中的作用。     

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

历代中央政权对于藏区的稳定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是又各有特点。元明清时期的藏区得以稳定发展,与历代中央政权的治藏策略是密不可分的。选取藏区特有的刑事习惯法"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通过考察历代中央政权对"赔命价"制度的不同态度及其发展情况,以揭示历代中央政权治藏法制的基本特点。     

正统、道统、治统——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

王船山对于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思考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他是在反思批判传统儒家的正统论、道统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一问题的。王船山认为"正统"至少要包含两个原则:汉族自己统治中国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道得天下和治天下而不能"舍君天下之道而论一姓之兴亡"。王船山对"道统"作出了祛魅的解释,认为道统的继任者不应局限于韩愈、朱熹等大儒所例举的圣人,任何自觉践履儒家伦理道德、维护和存续中华文化的人都是道统的继任者;道统具有"孤行而无待"的相对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亘天垂地而不可亡"的超越性,体现了王船山对于儒者之统历久弥新的坚定信念、存续中华文化的崇高历史责任感、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感。王船山反传统儒家正统论和道统论的思想分别对于辛亥时期的革命家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翁方纲《四库提要》稿本的文论意义

中国文学思想其实不限于学士文人之间的切磋讨论,统治意志对待文学的态度,其实亦起重大的支配作用。正视历史的真实相,则《四库提要》所体现的官方文论立场,则显然易见,而学界在整理总结《四库提要》的文论思想方面,亦已成绩斐然。唯于其中的观念的形成过程,则必待今存翁方纲所撰《四库提要稿》方能清楚理解。本文发现翁方纲拈出“神理”为判断文学根本性质,意义远出学界所“肌理”观念之上。然因其原出明茅坤《史记钞》,在抹杀前朝的官方意识的前提影响下,《四库提要》定稿者拒绝翁方纲的意见,更加有激于此而进一步强化官方意识,抑制文人学士的观念发展。     

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是党和国家治藏思想方略的继承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重大时代背景、独特理论视角以及伟大实践条件。认真学习研究和深刻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的理论价值、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藏思想,切实做好藏区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