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场域：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基于华北丰村的经验观察

村治困境的生成与疏解,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和支配机制密切相关。回溯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进路,制度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类型化等视角下的诠释路径业已繁复,而在治理主体与治理规则上的核心分野依旧未能完整揭示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作为一个调和性分析框架,乡村治理场域概念提供了足够的背景性知识(制度逻辑和文化规范)用以框定既有争论的界限、环境和形式,搭建理论对话的桥梁。通过对华北平原丰村的经验观察,选取了某一村治阶段四个独立而又前后相继的事件,从场域脱耦和场域叠合两种场域互动形式出发,分别审视发生在乡村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事件的矛盾生成和化解的机制过程,标明场域互动的形式特征。在此基础上,指明治理场域概念的开放结构可以有效调和理论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不同类型的乡村治理形态带来一个可资比较的结构性思路。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西部贫困成因及可持续治贫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介绍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贵州省作为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其2005、2007、2009三年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量和生态赤字进行测算,以掌握贵州省近年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状况.通过人均生态足迹测算结果以及贵州省部分经济、社会指标分析导致西部贫困地区贫困发生基本致因,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政策法规、农业建设、生态保护、资源利用、教育水平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论法治、宪治、人民主权及当代中国应解决的问题

依法治国具有丰富的内涵 ,法治是法律之治 ,而不是用法来治 ,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有着本质的区别 ;依法治国实质上就是依宪治国 ,法治即宪治 ;宪治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就是坚持人民主权原则。依法治国最终必统一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之中。当代中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在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上大力培植。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理论思考

地方自治作为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地方治理形式,可以有效克服中央集中管理的弊端,提高地方治理的效率,保护地方的利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保障聚居少数民族享有自治权利和自治权力,维护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利益,且自治地方各民族都享有民主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权利.民族自治地方虽有各民族共同参与管理的现象,但主要基于人民共和体制和现代民主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制度资源,通过多样的民主形式,保障自治地方享有法律规定的自治权等各种权益.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环境共治视角下中国居民绿色消费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

从规范激活理论的责任归因视角,引入环境责任感、环境关心和价格敏感性三个变量,构建一个可调节的中介模型来研究环境共治视角下中国居民的绿色消费行为。通过抽样调查收集数据,运用BOOTSTRAP置信区间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责任感对绿色消费意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环境关心对绿色消费意图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环境责任感和绿色消费意图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价格敏感性在环境责任感、环境关心与绿色消费意图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为企业进行绿色市场细分与精准绿色营销提供参考,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

元朝和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治理下,当时的西藏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可以说两朝对西藏都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元朝和明朝的治藏政策既有共同的一面又各具特色,文章仅从"独尊一派"和"多封众建"来分析元明两朝治藏政策的特点.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