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Sandwich和PBL法在诊断学教学中的整合应用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何管理大学生的健康逐渐成为有关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在前期文献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大学生健康状态的特点出发,将中医治未病思想与健康管理理念相结合,提出了适合于大学生的中医健康管理模式。该健康管理模式及方法强调应从多个环节切入制定健康管理措施和方案,将修身-安心-好学-乐动-纠偏等融合于状态调整、线性干预中,以此管理、维护、增进大学生的健康。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我国社会组织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中的运行机理探析

劳动关系作为最基本、最重要、最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一,与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始终高度关注维护和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在政府部门、工会、劳动者、用人单位积极参与下协商协调,更需要社会组织的协同参与,将劳动关系传统的三方协商关系演进为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四方关系,更好地为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组织化实践

不同于既有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中的宏观制度主义视角,也区别于单一组织微观实践路径的研究取向,文章基于粤南沙镇的实地调研经验,总结提炼出“半正式组织”这一新型实践类型,有助于弥合既有研究中的宏观与微观鸿沟。“半正式组织”是对现代组织“正式与非正式”二元对立框架的尝试性超越,在组织结构、成员关系、资源链接方式等方面均呈现新特征,其形成机制可概括为党建引领、组织挂靠与领袖吸纳。“半正式组织”的实践功效表现为助推农民工在流入地提升经济机会,增强政治参与,链接公共服务,扩展群体社会交往,因而成为现阶段有限制度供给和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不均衡情境下,实现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路径。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东晋南朝尚书郎门第考论

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分为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前者的社会政治地位均高于后者.把持政权、居位执政的侨姓高门士族为第一流高门,其他位望稍逊的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为二流高门.该时期尚书郎的任职以二流侨姓高门和南土高门士族为主体,间或有少量第一流高门士族,再辅以中低等士族.因此"南渡以后高门竟不居台郎" 的观点是不妥的."一流高门不愿意充任尚书郎"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太绝对化.     

论韩非子“因情而治”的内在逻辑及黄老学渊源

韩非子的“人情”主要指人在处理人己物我关系时表现出的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其“因情而治”的治道设计有助于君主顺应并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行为趋向和心理定势,在掌控和控御臣民之“人情”共性的基础上,高效便捷地使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既可以克服君主德智不足的弊端,又能够实现以简驭繁的高效治理。“因情而治”的内在要求是君道无为而臣道有为,臣民各处其宜、皆用其能,在臣民各守其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中为国家贡献智慧和才干,君主则在臣民之具体作为中保持“无为”姿态。韩非子“因情而治”治道方略的理论渊源正在黄老那里,韩非子将黄老立足“天—地—人”宏大视野下展开的“因情而治”收缩至君臣关系的维度以佐助强力统治。     

协作与博弈：明代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

明统治者在土司区治理中实行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制。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与土司间的土流政区互辖关系,二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土司衙门内部的土流官员并设关系,三是土司身兼土官职衔和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职衔的土流兼职关系。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呈现出既协作施政又彼此博弈的特点。一方面,土流虽有主从之别,但二者各司其职,协作施政;另一方面,因土流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又存在着纷争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