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来仪与民族和平

《尚书》所载"凤凰来仪",作为《韶乐》表演的一种结果,其深刻含义是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和平,亦即排除战争、刑罚等等人身利益冲突的政治行为。它是三代之治、唐虞之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历代中国人关于人身安全、人际关系、民族关系乃至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理想与梦想。     

行政区划调整视角下寄治县发展的路径选择

寄治是一种行政治所和行政区域相分离的行政区划现象。目前,我国在辽宁省、河北省、河南省和新疆自治区等地仍然存在数量不多的寄治县。然而,随着县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寄治县这种行政治所与行政辖区相分离的情况产生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县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亟需厘清寄治县发展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促进寄治县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健康可持续发展。     

边疆治理视野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价值意蕴、实践探索与路径深化

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作为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边疆治理深刻映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中央先后三次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擘画部署新疆工作,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治疆方略,具有深刻的区域性和国际性意义。依法治疆彰显中国之治的治理保障,团结稳疆突出问题导向的治理思维,文化润疆强调五个认同的治理精神,富民兴疆凸显以民为本的治理定位,长期建疆注重内外联动的治理战略。新疆在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践中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一体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同向发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协同实施教育提升工程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耦合协调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全面提升制度供给与制度效能水平,为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边疆贡献。     

对国民政府后期治藏政策的再分析——以五世热振及沈宗濂关系为中心

五世热振活佛是近代西藏历史上一位倾心内向的活佛,曾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并戳破了英国人在“西藏问题”上苦心经营的“道德”形象,但热振辞去摄政职务时,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却是轻慢的。当１９４２年“外交局”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治藏政策方面进行了调整。沈宗濂作为蒋介石属意的官员出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曾积极投身藏事,改善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对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发挥了较大影响。但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西藏地方发生了若干事件,国民政府却无所作为。对此,沈宗濂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然而在沈宗濂态度转变的背后,更本质的原因则是国民政府的消极治藏政策。     

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宋代相权的兴盛

宋初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对相权进行了分割,但考察宋代实际的权力运作,宋代的相权自始至终处于兴盛状态,对相权所采取的几项措施都没有对相权产生实质性的削弱作用。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宋代所奉行的基本国策是“以儒治国”,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同时,相权兴盛也是巩固政权的政治需要,亦是当时频繁的军事活动所需。     

协作与博弈：明代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

明统治者在土司区治理中实行了土流共治的管理体制。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与土司间的土流政区互辖关系,二是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土司衙门内部的土流官员并设关系,三是土司身兼土官职衔和布政司府州县、都司卫所职衔的土流兼职关系。土流共治下的土流关系呈现出既协作施政又彼此博弈的特点。一方面,土流虽有主从之别,但二者各司其职,协作施政;另一方面,因土流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二者又存在着纷争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