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益侵害说为视角论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

盗窃罪的诸多问题已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也是研讨的重点之一。在划分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上,中外刑法理论界共形成了七种观点。每种观点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按照法益侵害说的观点,在区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时,可以这样认为:对财产法益造成实害结果为既遂,对财产法益造成危险结果为未遂。具体来说,盗窃有体动产的基本盗窃行为应适用失控说,盗窃无体财产的特殊盗窃行为应适用损失说。     

第三人侵害与物业管理公司的责任

文章针对因第三人侵害而引发的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上升态势,分析了物业管理关系的法律性质为服务合同关系,提供保安服务是物业管理合同的基本义务。所以,除非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否则任何一个物业管理公司都应为业主提供保安服务,保障业主的人身安全。当然,基于第三人的不法侵害造成业主的人身、财产损失时,我们可根据物业管理公司在提供保安服务时是否尽到了全部义务、是否有过错,来判断其对业主遭受的损害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大小。     

同伴侵害现象调查及干预策略

同伴侵害是青少年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对青少年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此,对其重要后果机制进行研究对于同伴侵害干预工作非常重要。对764名初中生的外显侵害、关系侵害、内化问题、外化问题及学校参与情况的调查发现,有约一半的初中生报告曾经受到同伴的关系攻击和外显攻击;在控制了性别及外显侵害的影响之后,关系侵害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进而影响其学校参与情况;在控制了性别与关系侵害的影响之后,外显侵害正向预测了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进而影响其学校参与情况;初中男生比女生显著受到同伴更多的外显攻击;但男生与女生在受到同伴关系攻击的频率上可能相似。     

攻克第17号未破大案（下）

测出的嫌疑人是好人堆里的那一种
　　还真让丁同春给说中了,这个杨树明就是属于划入好人堆里的那一种。过去的14年里,办案人员在摸排中多次接触、调查过这个杨树明。按照邻居的说法,杨树明“成天笑眯眯的,孝敬父母,对妻子、孩子特别好”,“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很和睦,没见什么异常”。郭某遇害案发生后,只是因为杨树明的家就位于郭某失踪的那一地段,是郭某日常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杨家住两间平房,他本人是个体电焊工,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小屋作为操作间,家中有冰箱--部分符合警方对此案排出的嫌疑人必备条件（不是独居,但有冰箱）,因此将他列为嫌疑人。他唯一的不良记录是年轻时曾因“涉嫌侵害妇女”被派出所传唤。     

试论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民土地财产

在我国乡村社会长期的小农经济虽然自20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的基本内容是适应现代化取向,但实质上,中国乡村的基本特性没有实质性改变,仍旧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经营数量不多的土地的生产方式没有变.土地依然是农民的衣食之本、生命之源.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不断受到侵害.     

解禁股份交易中的“择时”行为与大股东侵害

本文以股改后的解禁股份出售事件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过程中的内幕交易与大股东侵害问题。研究发现,大股东在解禁股份交易中具有显著的择时能力,表现为通过出售股份赚取了超常收益、也及时规避了损失;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有助增强其择时能力,但由于信息优势在主动型内幕交易和被动型内幕交易中的不对称作用,只有控制力较强的股东才更有可能及时规避损失;股东关系有助于弥补控制力的不足,在与公司控股股东关系密切的情况下,控制力较弱股东也能在股份交易中及时规避损失。研究从股东控制力和股东关系两个角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大股东侵害的可能途径;研究发现为思考全流通背景下的大股东侵害问题提出了新思路,也为加强对解禁股份的交易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法典》人格权侵害禁令溯源、性质及其制度构建

为满足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行为的规则供给需求，《民法典》第997条增设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但尚待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没有为之提供配套的程序，《民法典》也未进行相应的规定，有必要分析如何构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构建制度的前提是明晰其性质，而学界目前就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尚未形成共识，多数观点认为是临时禁令，少数观点认为是永久禁令。鉴于这一制度借鉴自国外制度，借鉴对象的性质及相应规则对于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及制度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本文从制度溯源开始，结合借鉴对象的性质、功能以及我国的本土语境，分析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性质，并提出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完善建议。我国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源自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而非直接来源于罗马法上的禁止令状或令状制度。英美法上的禁令制度既包括永久性救济，也包括临时性救济，还包括其他法官发出的命令；既有财产保全的内容，也有行为保全的内容，还有行为给付判决的内容。多数观点主张将人格权侵害禁令作为临时禁令的理由并不充分，且不独立于诉讼的禁令制度与我国既有制度相重复。较为妥当的方案是使人格权侵害禁令独立于诉讼，使其具有相对独立的制度功能；基于效率与公正的平衡，使法院既可以迅速发出临时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也可以及时发出永久性的人格权侵害禁令，并且在同一程序中，可以先发出临时性禁令要求当事人在程序结束前停止行为，在程序结束时以永久性禁令取代之。基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内部差异，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内部也应当具有相应区分。总体而言，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程序应当介于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情况紧急、作出临时禁令的应当接近非讼程序；其他情形则应当接近诉讼程序。法官审查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申请时需要判断行为人是否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以及不及时制止是否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将公共利益纳入考量范围。人格权侵害禁令送达后即生效，对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禁令仍然有效。人格权侵害禁令生效后被申请人不履行的，法院按照行为执行的规则实施强制执行。     

生物安全犯罪的法益侵害与规制路径

随着《生物安全法》的实施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相关罪名的增加，生物安全犯罪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生物安全犯罪还存在着行为边界模糊、侵害法益定位不明、规制路径不周延等诸多问题。对生物安全犯罪进行规范化分析和功能解读，是刑法规制生物安全风险的前提和客观需要。生物安全的侵害法益作为一种新兴法益，对其进行范畴归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生物安全保障的应有之义和根本目的，生物安全法益理应归属于刑法中的公共安全法益范畴。在规制生物安全犯罪的路径上，一方面为防止生物安全风险的无限扩大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刑法应当秉持积极预防主义，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应坚持多法衔接，构筑完善的生物安全犯罪防范体系，从而为保障生物安全起到保驾护航的法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