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无题之三》许渊冲译本中增词法的运用

许渊冲在翻译李商隐的《无题之三》时巧妙地增加了代词、动词、形容词等。通过增词法使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最大限度地与原文保持一致，真正做到了与原诗在意美、音美和形美上的统一。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双关语的翻译策略研究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大量运用了双关语这一修辞手法,不仅营造了诙谐幽默的语意效果,更有伏延千里的伏笔作用。通过以Delabastita的双关语翻译理论为框架,并以《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本和姚乃强译本为参照,重点从伏笔这个维度举例分析小说中双关语的使用,分析结果显示两译本都在某种程度上丢失了伏笔的作用,而借助"双关语译为相同的双关语"和"双关语译为非双关语",使用直译法和增译法,对翻译双关语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共产党宣言》初译本的风雨传奇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党宣言》经陈望道翻译进入中国后,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然而可惜的是,这本革命文献的中文第一版     

俄格冲突、国际变局及我国面临的对外政策的调整

今年8月的俄格冲突事件体现出俄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我国要回应国际格局的变化,适时将现行对外政策调整为积极进取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全球争取更大的利益,担负起更重要的国际责任。     

谈英汉翻译中的语义走失

依据英汉翻译的理论原则,本文对不同的英语原文和汉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了翻译实践中造成译文语义走失的不同表现,并探讨和总结了走失的原因,为正确翻译原文、避免语义走失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东北亚变局视域下《俄日下田条约》的再审视

从1697年俄日关系启幕至1855年《俄日下田条约》签订,两国早期关系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演变。1815年,两国在平息军事冲突和解决人质危机后相互默许边境划分构想,为缔约奠定了历史基础。1852年,俄日关系的相对稳定状态随着东北亚局势变动被打破,为缔约创造了现实条件。两国在谈判中以退让促成和解：俄国以土地让步争取到日本开港通商,政治利益让渡给经济利益;日本则以开港通商保全国体,经济利益让渡给政治利益。妥协性是《俄日下田条约》的突出特征,揭示了条约的实质和俄日早期关系的本质。对俄国而言,《俄日下田条约》是因殖民竞争中的力所不逮而在东方采取的权宜之计;对日本而言,则是避战止戈的近代外交尝试,是幕府逐渐放弃锁国的主动对外探索。     

巴黎和会对“以俄为师”思想确立的社会心理影响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前,威尔逊在中国拥有美好形象和崇高威望,被中国民众视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和“今日世界最伟大之政治家”,但其在巴黎和会后期对中国的背弃将中国民众推入到失望的深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之后,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了新的政治明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都确立了“以俄为师”的思想。威尔逊与列宁之间的形象易位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认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心理上的准备。     

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的教育意义

一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苏联官方文学中,全知视角占主导地位,且承担教育功能,而内视角一向是被排挤的。高尔基《我的大学》及在其影响下哈萨克斯坦苏联时期作家穆坎诺夫所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生活学堂》均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两部著作中承担教育功能的是内视角,以见证之"我"为典型,对文本教育意义的阐发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之"我"与苏联成长小说教育意义关系的探索,对该时期文本第一人称叙事乃至整个苏联文学的叙事研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