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四字格与译者风格实证研究——以《简·爱》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软件定量研究《简·爱》的黄源深译本和祝庆英译本中汉语四字格的使用,探讨四字格使用与译者风格的关系。通过统计分析,发现黄译在四字格的使用上明显多于祝译,而由此带来的黄译＂归化＂与读者（包括评论者）对黄译的总体评价是一致的。特别选择的含＂之＂字四字格在二译本中的统计,同样反映上述差异,使得这一抽样分析具有典型意义,结合对所有汉语四字格在二译本中的使用分析,足以量化二译本的风格差异。     

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与清政府之政策回应——以1851～1911年为中心

从1851年至1911年,英俄两国在新疆的角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51—1869年）：俄国的咄咄逼人与英国的精明无为;第二阶段（1869—1905年）：英国强硬应对以抑制俄国;第三阶段（1905—1911年）：英俄互谅,角逐放缓。此间,清政府对新疆的安全环境认识较为深刻,为维护新疆的权益和稳定,从构筑民族国家的高度出发,在内外两个方面及时制定了相应的策略骖．应对之：它一方面对外引英国为奥援,另一方面对内勘修政制,两相呼应。     

论《云使》藏文译本对蒙古文转译本的影响

古代印度最伟大的古典梵语诗人和戏剧家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于18世纪前半叶通过藏文转译成蒙古文。作为梵文原本的目的语文本和蒙古文译本的源语文本,藏文译本的得与失直接影响了蒙古文译本。从蒙古文译本的语序和用词特征不难看出其对藏文译本的依附性。但藏文译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如何影响到蒙古文译本,以及这些影响与梵译藏过程中的问题又有何关联?本文在《云使》的梵文、藏文、蒙古文三种文本逐字逐句比较的基础上,解析蒙古文译本所受藏文译本的具体影响,并在梵文、藏文本的对照中找出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     

《生死疲劳》译本中的叙事聚焦重构

叙事聚焦作为重要的叙事技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不同的聚焦方式,就会塑造不同的文学作品.因此翻译过程更应该关注小说本身的叙事聚焦的重构.文章试图运用叙事学中叙事视角理论,深入探讨莫言小说《生死疲劳》葛浩文英译本中如何重构原文本中灵活多变的叙事聚焦模式,从而再现叙事聚焦的艺术效果.     

从主体间性视角解读《红楼梦》译本

通过分析杨宪益夫妇《红楼梦》译本中各翻译主体间（译者与赞助人、合作者、作者、作品中人物及文中所描述的世界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情况,揭示出此译本获得巨大成功与译者对翻译的本质——积极、互动的各主体间总体性的和谐把握是分不开的。     

论俄语成语汉译中的"用形象译形象"原则及其应用

成语是言简意赅、生动形象、文化价值丰厚的语言单位,往往造成不可译性.俄汉语成语差别鲜明,如果翻译不慎,会造成信息量的流失.实践表明,"用形象译形象"的方式进行汉译俄语成语,不失为一个缓解矛盾、使成语"立象"与"尽意"两全的有效手段.     

《红楼梦》四个英语节译本中的习语翻译比较研究

从翻译等值理论和接受美学理论视角考察《红楼梦》四个节译本中的歇后语、成语和俗语等习语的英译情况,发现其多数译例或省略未译,或采用简单直译、意译的方式,因而未能有效传递习语的文化内涵和文学韵味.而要想使译文填补译入语读者的“文化空白”,实现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象的等值传递,就必须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并采取直译、意译、归化、异化相结合的综合翻译法,追求一种“动态的、立体的、等效的”语言转换,以达到保全原著文化意象和防止文化流失的目的.     

林语堂Moment in Peking汉译本译者风格研究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最具有影响力的英文长篇小说,他以纯正娴熟的英文功底全景描绘了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本研究从语言形式入手,以语料库为工具对张振玉及郁飞两个汉译本在词汇和句子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和量化分析,比较和探讨两个汉译本在风格上的异同。通过研究,发现郁飞译本更强调译作的文学性,因而用词更加地道丰富;张振玉的译本显化特征更明显,译作通俗易懂,有利于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从两种《论语》英译本看译者的主体性

文章对阿瑟·韦利《论语》译本和林语堂《孔子的智慧》汇编译本中的一个语段进行了对比分析,对典籍翻译中译者主体性问题作出思考,指出翻译即选择,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角度不同,所采取的表达方式不同,在具体核心单位的翻译处理方法上也会存在一定差异。     

朱生豪莎士比亚译本赏析——以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为视角

朱生豪的莎译本在国内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章用尤金·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来探讨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认为朱生豪灵活运用了意译、省译和增译的方法使其译作达到了奈达所提倡"最自然的对等"效果,有力地传达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