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汉代俗赋中的士不遇情结

赋作为汉一代之文学以其浩大的气魄、广博的内容、繁富华美的文字给后人留下惊世绝艳的印象。汉代的一些涉及京都、郊祀、畋猎等题材的赋作更是以＂骋辞＂而著称。但是俗赋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赋别样风格：诙谐浅白、幽默风趣。本文分析了产生士不遇情结的各种原因,并且认为汉代俗赋以不同寻常的构思方式和诙谐浅白的语言阐释了士不遇这一古老主题。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魏晋嘲讽俗赋考论

魏晋时期,赋体文学中讥世呵俗的力度越来越强,批判及剖析社会更加深入。手法多样,寓言拟人,不一而足;自我嘲谑,嬉笑怒骂;语言通俗,谐趣万方。本文对这类“俗赋”及相近作品进行了勾稽,对其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     

论《僮约》产生的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

王褒的《僮约》是现存最早的最典型的文人创作的俗赋。《僮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也与王褒所生活的时代以及赋本身具有的娱乐性质具有必然的联系。《僮约》以在赋中嵌入实用文体的奇巧构思,描写下层人民生活的独特题材,运用民间俗语的通俗表现方式,诙谐幽默的效果而独辟蹊径,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研究《僮约》,可以看到汉赋中通俗一路的实际存在。     

汉代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类俗赋

中国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俗赋,我们现在见到最早的当推东方朔的<答客难>,它是在荀子<为说者日>和宋玉<对楚王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荀子和宋玉的作品以庄重的回答为主,而<答客难>则夹杂着深刻的嘲谑,这些嘲谑又是通过一种"豁达"表现出来的.     

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遗存

俗赋是一种面向观众表演的说唱形式.由于俗赋至唐五代不再流传,加上作为案头阅读赋体的发达,又由于打油诗的发展,致使俗赋在中国古代戏曲中并不多见.作为供读者案头阅读的赋体,也时而被运用到古代戏曲中来,以致造成俗赋与其混淆而被人们忽略.在写人、绘景、拟声、状物上,古代戏曲中还有词话等说唱形式;叙事主要由戏曲中的宾白与唱词所构成的情节来担任,而作为叙事为特点的俗赋在戏曲中只是穿插片断,对剧情的推动作用也不大,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俗赋在古代戏曲中的运用.     

论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

先秦时代距今久远,很多文学作品未能流传下来.通过对先秦文学活动的考察,可以使一些个别的现象连成一片,恢复当时文学创作、流传、编集、扩散的立体结构,使我们看到只从作品本身看不到的问题,从而对先秦时代的文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与正确的把握.先秦时代的文学活动或同民俗相联系,或同教化及礼制相联系,但在陶冶情操与愉悦心情方面都起到了文学应起的作用.这主要有民间节日的歌会,采诗、陈诗、献诗,各种仪式上的歌诗、诵诗活动,外交场合和贵族聚会中的赋诗言志,瞽史的讽刺嘉言善语、赋作以及讲说历史等.留到今天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