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强化区间线性规划的工程项目模糊多目标均衡优化

文章考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建立工期、成本、质量模糊均衡优化(FTCQP)模型;运用分解定理、强化区间线性规划(EILP)方法,求出各目标的最优值区间;进一步引入模糊偏好关系,运用模糊折衷规划法,得到FTCQP模型的最优模糊折衷解.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方法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中国十大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城市脆弱性的脱钩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十大城市群内10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城镇化水平与城市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Tapio脱钧指数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十大城市群及所属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城市脆弱性的脱钩关系,并对其脱钩状态进行判别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京津翼城市群城镇化水平与城市脆弱性的脱钩状态最理想,辽中南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均为相对理想的脱钩状态,其他城市群的脱钩状况均不容乐观;在17个中心城市中,仅有洛阳、深圳、成都和西安4个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与城市脆弱性的脱钩状态相对乐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和广州3大城市的脱钩状态均不理想.     

基于分级基金杠杆水平的投资者风险偏好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分级基金变化的杠杆水平对投资者的影响来讨论中国投资者对杠杆型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分级基金的杠杆水平有随基金价格变动的特点,使得不同的杠杆水平得以在同一种金融工具上得到体现.通过联立方程组的方式建立分级基金与市场指数之间的关系,剔除了干扰变量,得到了杠杆水平和投资者需求的直接关系,并过线性回归方程得到结果.结论显示,我国的分级基金投资者存在较强的风险偏好特性,投资者愿意为杠杆融资付出额外的成本.     

宁波南部滨海新区产业集群培育研究

依托宁海县环三门湾地区打造的宁波南部滨海新区是浙江省重要的海洋经济发展区块,产业集群发展初具雏形.笔者对该区域发展背景进行了阐述,对其产业集群发展优势和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传统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新兴产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培育途径,并从加强集群统筹、 促进区域协调、 创新招商引资及强化空间引导等方面提出了集群发展的保障措施.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实施系统工程，实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新时期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复杂化,任务更加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不断研究新情况,探索新办法,不断开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总结了信电学院的做法,实施系统工程,打组合拳,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孩次、生育时间与生育水平——基于中日韩妇女平均生育年龄变动与差异的机制研究

文章描述1990 ～2015年间中日韩三国妇女平均生育年龄的变化特征,揭示孩次结构和分孩次生育时间对平均生育年龄指标的影响,分析三国部及国家间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时期变化与国别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观察期间中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先下降后上升;平均生育年龄的提高是孩次减少与生育推迟共同作用的结果,后者的影响极为显著,但21世纪近5年的在机制表现值得关注.与日韩相比,中国妇女总体及分孩次的平均生育年龄都相对偏低;三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上升态势后的在机制存在差异.文章还就平均生育年龄指标在衡量生育时间的准确性问题,以及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时间在提升生育水平方面的政策意义进行讨论.     

基于安全保障能力的机场可持续发展模型研究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百姓出行旅游的持续升温,我国对于民用航空的需求也正逐年增加.而机场作为飞机起降的场所,在保障民航安全方面也显得尤为重要.在航班量井喷式增长的同时,机场的保障水平也逐渐接近瓶颈,近年来,航班延误,地面事故等逐年上升,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机场的保障能力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基于安全保障能力的机场可持续发展决策模型.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属性及其实现机制的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思潮,也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客观实践。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从道德义务到法律责任的多元属性,可表现为自我承诺、行业准则、强制规范等多种形式。我国应当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的多元治理机制,包括以公司法为主干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体系,以政府为主导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司法救济为中心的程序保障机制,协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